“经济学家”看不懂的人口问题

“经济学家”看不懂的人口问题

最近看到了一篇讨论中国人口增速迅速下降的文章。按照文章中的统计数据，2017出生人口1723万人，比2016年减少了63万人。2017年人口出生率比2016年下降了0.52‰，只有12.43‰，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了5.32‰的惊人低生育水平。这个数据公布之后，很多人纷纷对中国未来的人口状况感到担忧,很多专家已经在讨论是否要尽快放开三胎了。

我们无论如何都无法否认的是中国在过去40年经历的经济高速增长和我们的人口红利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当初没有数亿劳动力奋战在低端的出口制造产业，中国现在所有引以为傲的科技进步，如高铁，载人航天和探月工程都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最近几年最火的互联网行业的诸多创新，如大数据等也是由于有大量的人口才能催生出来的。互联网购物在国外早就出现了，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这么多的人口，也就没法产生大量的业务数据，很多基于数据的科技创新只有在中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才能实现。

如果中国的人口迅速下滑会怎么样呢？很多经济学家为此忧心不已。人口红利的消失肯定导致用工成本的上升和低端制造业的转移，本来这一趋势就是不可避免的，房地产热潮进一步加快了这个趋势的来临，最近几年已经陆续出现了制造业企业的大量转移。人口红利的减少必然导致税基的下降，交税的人越来越少，政府的收入肯定也会下降。政府这几年逐步放开人口政策，从一开始的单独二胎到后来的全面二胎，估计过不了多久就会取消对生育的控制，甚至是鼓励生育。

既然政府这些年已经逐步放开生育限制甚至鼓励生育，为什么人口的增速不增反降呢？很多经济学家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过也有一些大胆的半吊子网红“经济学家”给出了解释。连岳说随着教育程度的增加，经济的繁荣和城市化进程，生育率降低是符合规律的。

我真心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出这个规律的，但是我个人觉得正经的经济学家是不敢拿这种解释蒙人的，不过公众号达人们既不需要通过同行评议，也无需经过专业编辑的审核，自然是什么都敢说。这个解释貌似正确，目前经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普遍在低水平徘徊，欧洲国家和日本的生育率一个比一个低，即使政府玩命发补贴刺激生育也没有任何效果，似乎经济发达和生育率低有某种必然的联系。不过如果我们把时间轴稍微拉长一点或是考察得更全面一些，就会发现这个结论压根不能成立。

大英帝国最牛X的时代就是维多利亚一世时期，维多利亚一世的统治时间从1837年到1901年，这段时间是大英帝国真正成为日不落帝国的时代。她在位期间英国日渐强盛，1840年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控制了苏伊士运河，加冕为印度女皇。她在位期间，英国发生了工业革命，英国的经济迅速成长，不断繁荣强大。女王登基的时候，英国只有几条铁路，但她去世的时候，英国已经拥有一个连接各大城市的发达铁路网。为了展示英国的昌盛和强大，第一次万国博览会于1851年在伦敦开幕，成为当时的举世盛事。就连普通的英国民众也受惠于科技的进步和城市化的发展，伦敦的污水排放系统和伦敦街头出现的白炽灯都是维多利亚女王在位的时候实现的。在1891年，也就是女王去世之前的十年，英国已经实行对所有小孩进行免费教育。

如果按照连岳的解释，这样一个经济繁荣，教育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化逐步提高的时代人们应该没时间以及没兴趣生孩子啊，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恰恰相反，维多利亚一世时代是英国人口增长的时代，女王登基前英国人口有2000多万，到女王逝世时人口已经达到了4000多万，60多年间人口增长了一倍，考虑到那个时代的医疗水平落后导致的婴儿死亡率和人口的平均寿命都远远不如现在，实际出生的人口应该更多，这说明人们的生育欲望还是很强烈的。维多利亚一世本人也以身作则，和丈夫生育了九个孩子，她的孩子们和欧洲各国的王室通婚，又生下了大量的后裔，于是维多利亚一世也被称为欧洲王室的老祖母。

也许会有人反驳说你说的是几百年前的情况，已经时移世易，不能作为解释现在情况的论据。我们还可以考察一个发生在今天的例子。美国现在的人口增速也在不断下降，但是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美国的一个著名的小众教派“摩门教”，就会发现摩门教的人口增速一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摩门教家庭的子女数的平均值是4.61，是美国全国平均数的两倍；摩门教最集中的犹他州，非婚生子女的数量是全国的三分之一，虽然摩门教最著名的“一夫多妻”早在上个世纪就被法律明文禁止了，但是摩门教家庭还是青睐于早结婚并生育最少四五个孩子。估计连岳肯定会判断这些人很穷，受教育程度很低，所以没事光生孩子了。事实恰恰相反，摩门教家庭中收入超过25000美元的占47.5%，美国全国的平均数只有39.5；摩门教家庭中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占9%，全国平均数只有6%，这说明摩门教家庭在美国属于比较富有的。很多摩门教教徒从事的还是高科技产业，这说明他们的受教育水平也不低，摩门教还有自己的大学。可见即使是在今天，也不是所有受教育水平高，收入高的人都不愿意生孩子的。

既然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和生育率没有必然的联系，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国人不愿意生孩子了呢？王尔德有一句名言：“生活的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因为性关乎权力”。我套用一下他的金句：“经济的一切都和人口有关，除了人口本身，因为人口关乎意义”。生育率的下降本身就说明了意义的瓦解和崩溃。尼采在19世纪末惊呼“上帝死了”，很多人把这句话当成了尼采对基督教的反抗，但是我觉得他们可能误解了这句话的涵义，尼采所说恐怕不是基督教圣经中上帝的死亡，而是人们心中的意义和价值观的崩塌。

在20世纪之前，欧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主流价值观是韦伯所说的“新教思想与资本主义精神”，人们注重现世的成功不仅仅为了物质享受，而是为了通过自己的工作荣耀上帝，通过事业上的成功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新教徒不仅重视工作，也同样重视家庭，生育的子女也不少。进入20世纪之后，随着世俗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各种对原有价值观的解构，人们不再把工作和上帝联系在一起，也不再重视家庭。欧洲的离婚率不断增高，生育率也直线下降，欧洲人在“杀死上帝”的同时也杀死了自己的生育欲望。现在欧洲各发达国家使出浑身解数来鼓励本国人生育，但是欧洲各国人口增长最快的还是新移民进来的穆斯林。

长期的农耕经济和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家族传承的迫切期望是中国人信仰多子多福的主要原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是悬挂在所有传统中国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有多少悲惨的婚姻都是这个原因造就的，但是另一方面这种对生育的强烈偏好也保证了中国人口在不断的天灾人祸面前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增长。新文化运动和历次革命把中国人从家族的束缚中解放了出来，但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也需要大量的人口来投入建设，由于国家鼓励生育，所以中国在建国后依然保持很高的人口增速。

改革开放解散了很多人赖以为生大半辈子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同时原有家族被历次革命的浪潮吹打得七零八落，原有的影响力已不复存在了，现在生孩子逐渐变成一个纯粹的个人选择。虽然朋友圈中依然有各种被逼婚，被逼生孩子的事例，但是人们对于不生育越来越宽容。我承认这种对个人意愿的尊重是一种进步，但是既然生孩子变成一种个人选择而不是个人义务，那么我们就需要为生孩子找到一个理由和意义。对于很多人来说，他们不太喜欢孩子，夫妻双方商定不生孩子也是完全合理合法的选择，甚至对于很多人来说婚姻都是一件麻烦事，不要也可。

作为一个新手奶爸，我深知生孩子对女性是一个风险极大的选择，即使对于男性也意味着更多的责任和担忧，远不如二人世界或是单身贵族来的潇洒快活，生孩子对于原子化的理性经济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合算的选择，所以要用经济刺激的方式来让人们提高生育的欲望是行不通的。人如果没有一个比他自己的快乐更大的目标是不会干生孩子这种事儿的，我和我太太是希望可以把我们的爱的传递下去，所以决定生一个孩子，但是在这个决定之后面临了多少的焦虑和辛苦，我相信每个为人父母的人都深有感触。

政府本来以为只要放开人口限制，人们积蓄已久的生育欲望就会喷薄而出，虽然政策出台之后也有很多生二胎的，但是距离政府的期望值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政府即使直接通过经济刺激的方式也未必能提高出生率，何况现在什么补贴都没有，就更难以指望人口增长达到预期水平了。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可能忘了那些曾经存在的让人们生孩子的理由和意义已经日渐式微了，在一个由只计算短期利益的原子化个人组成的社会里是无法靠政策和财政补贴创造人口增长的，人口的增长只能靠意义的重建。如果政府真的想让人口增长，就需要学会向家庭和其它能创造意义的社会中层组织让渡利益和权威，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鼓励人们重新重视家庭，比较有效的补贴方式是按照家庭的实际负担和收入征税和补贴，而不是单纯按照个人收入征税和补贴，这样最起码能够给赡养老人和抚育孩子的人减轻一部分经济负担，更有可能做到老有所养，少有可依。

经济学的基本前提就是理性经济人假设，但是完全理性的经济人是不会愿意生孩子的，因为不合算，所以靠纯粹的经济刺激去让原子化只计算短期利益的理性经济人去结婚生孩子无异于缘木求鱼。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决定了人口数量是经济学无法解释的问题，经济学家从他的学科中无法看懂人口问题的真相。只有历史学家才能明白：重建意义的家园，才有可能带来真正的人口红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