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莱的悬崖（转）

                    塔莱的悬崖[1]

                                            文/卡尔维诺

　　在报纸头版谈论一位诗人，是件冒险的事： 你得作“公共”论述，强调诗人对世界和历史的独特看法，以及他诗中蕴含的道德教训。你说的也许有理，但你会发现这同样适用于描述另一位诗人，发现你的讨论根本就不能捕捉这位诗人诗中那明白无误的音调。因此，让我尽量紧贴着这位诗人诗中的精髓，尝试解释为什么蒙塔莱——他如此厌恶任何仪式和如此远离所谓的“民族诗人”形象——今天的葬礼是一件整个民族都能认同的大事。（令这个事实含有更特殊意义的是，他在世时，意大利各大响当当的“宗教”，都难以把他视为信徒，相反，他从不放过嘲弄每个“神职人员，红衣或黑衣”。）

　　我愿意先指出一点：蒙塔莱的诗歌，其文辞、节奏和所唤起的形象，都具有明白无误的精确性和独特性：“那道闪光/令树木、墙壁发白，/令它们在片刻的永恒中惊愕。”[2]我不拟谈论他丰富多变的词汇，这种才能其他意大利诗人也都高度拥有，且常常与一种繁复甚至冗赘的特质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在一定程度上恰恰与蒙塔莱背道而驰。蒙塔莱从不浪费子弹，他寻找最合适的时刻所需的独一无二的表达，并把它孤立起来，使它绝对无可替代：“忐忑不安，我们穿过荆棘丛。/我这地区的野兔开始在那个时刻鸣叫。”

　　让我把话说白。在一个通用语和抽象词的时代，文字被用于描述一切，文字被用于既非思考也非说话，这种语言瘟疫从公共空间蔓延至私人空间。而蒙塔莱是一位准确的诗人，合理遣词造句的诗人，确切使用术语的诗人。术语被他用来捕捉所描写的经验的独特性：“一个小点，一只瓢虫在榅桲树上发亮，可听见一匹小马被马梳弄得直起后腿，接着我便滑入梦乡。”

　　但是，这种精确用来告诉我们什么？蒙塔莱向我们描述一个被毁灭之风搅起的旋涡似的世界，我们没有立足之地，唯一的依靠，是悬于深渊边缘的个人道德。这是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世界，也许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世界。或许，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有点儿不在这框架内（在我的历史记忆的电影馆里，那些已有点残旧的画面下所显示的，是翁加里蒂简约诗行的字幕[3]）； 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过后不久那一代青年眼中的不稳定的世界，构成了《乌贼骨》的背景。同样地，也正是对另一场大灾难的预见，构成了《境遇》的氛围；而大灾难本身及其灰烬，则是《暴风雨》的主题。《暴风雨》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浮现出来的最佳诗集，哪怕是当它谈论其他事情，它实际上也是在谈论那场战争。一切都蕴含其中，甚至我们战后的焦虑，以至今天的恐惧： 原子弹的大灾难（“阴暗的撒旦，将降临泰晤士河畔、赫德逊河畔、塞纳河畔，扇动他那磨损得半垂的沥青翅膀，告诉你： 时刻到了。”），还有过去和未来的集中营的可怖（《囚徒的梦》）。

　　但我想强调的，并非蒙塔莱直接的呈现或清晰地表达的寓言：我们生活其中的历史状况，被视为一种宇宙性的状况；就连最微小的大自然的身影，在诗人的日常观察下，也被重塑成一个旋涡。我要强调的反而是诗的节奏、诗的韵律、诗的句法，它们本身都包含上述倾向，自始至终贯穿于他的三本杰作。“在小小沙暴中，旋风把尘土卷上屋顶，卷向空荡荡的广场，那里马匹低头嗅着地面，驻立在闪耀的酒店窗前。”

　　我提到个人道德经受历史大灾劫或宇宙大灾劫，这种大灾劫可在顷刻间消灭人类脆弱的痕迹；但必须指出，尽管蒙塔莱远离任何与他人的交流或迸发的团结，但在他的诗中，每个人与其他人的生活却总是互相依存的。“需要太多生命来造就一个生命”是《境遇》中一首诗的令人难忘的结论，在诗中，飞鹰的阴影给人一种毁灭感和复兴感，这种毁灭感和复兴感弥漫于每一生命和历史的延续性中。但是，来自大自然或人类的可能帮助，永远是一种幻觉，除非它是一股细流，从“只有炎热和荒漠在螫咬的地方”涌出；鳗鱼逆河而上，直到河流变得细如发丝，才找到安全的繁殖地；阿米亚塔山的箭猪要来到“怜悯的涓流”处，才能够解渴。

　　这种艰难的英雄主义，诞生于生存内部的贫瘠和岌岌可危，这种反英雄的英雄主义是蒙塔莱对他那一代人的诗歌问题的回答：在邓南遮之后（以及在卡尔杜齐、帕斯科利或至少帕斯科利的某一方面之后）如何写诗（以及如何顶着他们写诗）。翁加里蒂以求助于最纯粹的文字的灵光来解决这个问题，萨巴则以恢复内心的诚实——这诚实亦拥抱感染力、亲情、感官享受：这些都是人性的标记，却被蒙塔莱拒绝，或认为难以启齿。

　　在蒙塔莱那里，没有安慰或鼓励的信息，除非你接受这一意识，也即世界是敌意和贪婪的。正是在这条崎岖的路上，他的论述承接了莱奥帕尔迪的论述，尽管他们的声音听起来并不同，就像跟莱奥帕尔迪的无神论相比，蒙塔莱式的无神论更令人困惑。蒙塔莱的无神论总是充满超自然的诱惑，然而这些诱惑立即被他的基本怀疑主义挡开。如果说莱奥帕尔迪不屑于启蒙时代哲学所提供的安慰的话，那么在蒙塔莱那里，提供安慰的是当代非理性主义。对非理性主义，蒙塔莱是逐一掂量，然后耸耸肩把它们扔掉，让他脚底下的岩石表面不断缩小，那岩石是蒙塔莱这位海难者顽强地紧贴着的悬崖。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亦愈来愈坚持一个主题，就是死者活在我们身上的方式，每一个我们拒绝让其消失的人的独特性：“一个生命的姿态，这生命不是另一个生命，而是它本身。”这几句，来自一首纪念他母亲的诗，诗中有飞返的群鸟，缓坡的风景，还有死者：这是他诗中积极意象的保留剧目。今天，最能表达我们对他的怀念的心境的，莫过于他自己这些诗句：“此刻，岩鹑安慰永眠中的你，那是一群零乱但快乐的鸟儿，飞向梅斯科岬新收获的斜坡。”

　　还有就是继续读“进”他的诗集。这无疑将确保他的长存：因为不管细读和重读多少次，他的诗都能一打开就吸引读者，却永不会被耗尽。

1981年

（黄灿然译）

[1] 引诗中的译文参考多个英译本，见前文译注。--译注

[2] 精确或准确，除了指对事物的描写（这在译文中还是能领会到的），主要还指词语在其语言传统的脉络里的精妙。因此，这里译文所见的精确，可能只是原文的太阳的余晖，甚至连余晖也够不上。--译注

[3] 意思是说翁加里蒂才是描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代表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