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卷
一九四六年
20、闹剧、对比、意外
一、出场角色
1、“主教”—已升为大都会酒店经理。替代了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波兰人）。
2、索菲亚—13岁，伯爵的养女，尼娜的女儿。
3、伯爵—57岁，本书主人公。
4、伊利亚—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埃米尔同样失去了一名又一名经验丰富的员工，斯坦尼斯拉夫也未能幸免。因为年富力强的成年男人都参了军，他的厨房不得不用上许多青少年。伊利亚是1943年被雇用的，他在1945年按资历被提拔成了副主厨，当时他才19岁。埃米尔给了他一把木勺，而非切肉刀，这多少能体现他对伊利亚业务能力的信任。
5、米什卡—伯爵的同学朋友。
6、奥希普·伊万诺维奇—监督伯爵的人。也是伯爵的学生。
7、拉佐夫斯基—市立第一医院首席外科医生，受奥希普委托，给索菲亚做了手术。
8、理查德·范德维尔—居住在大都会酒店的美军上尉。
9、约瑟夫·哈利茨基—大都会酒店前任经理。
二、内容梗概+解读
在伯爵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24周年这一天发生了什么事呢？先是“主教”经理无事生非地找茬，再是见到偷偷跑到莫斯科的米什卡与他谈到对祖国命运的担忧与自己正在进行的小项目，然后与美国一上尉聊天告别后又意外收到礼物，最后听到索菲亚被摔下楼恰好得到奥希普的帮助。闹剧、对比、意外，付出与回报，生活中依然还有希望！
转眼之间，索菲亚在大都会酒店已居住了8年。伯爵成了他“真正的父亲”。而她的母亲尼娜始终也没来接她。索菲亚的真实身份因被敏感人士信息误导因祸得福。这是件好事，保障了她的安全，让她得以继续留在大都会酒店居住，且获得了正常上学的机会。索菲亚活波开朗，喜欢与伯爵乐此不疲地玩一种只有他们之间才明白的默契游戏。
正文
苏联卫国战争（1941年6月22日-1945年5月8日）已结束半年多。1946年6月21日是周六，太阳高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一个孤独的身影沿着莫斯科河岸上的阶梯拾级而上。他一路经过圣巴索大教堂，走进红场。进入剧院广场之后，他突然停下来。把目光从工会大厦转到莫斯科大剧院，再到马里剧院，最后到大都会酒店时，他惊奇地发现，还有这么多的老建筑并未遭到破坏。
他是个衣衫褴褛的跛足之人。可在1946年，首都这样的人比比皆是。事实上，欧洲的每一座城市也如此。广场上人潮汹涌，女人穿着花裙子在老国营百货商店的拱廊下流连忘返。在克里姆林宫门前，小学生们在两辆已经退役的坦克上嬉戏，一条长队从列宁（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墓入口往外蜿蜒。
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9月1日-1945年9月2日）以德国、意大利、日本法西斯等轴心国( 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为一方，以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为另一方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
这场席卷了欧亚，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进入战争，最后以美国、苏联、中国、英国等反法西斯国家和世界人民战胜法西斯侵略者赢得世界和平与进步而告终。
1941年，德国人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在从敖德萨至波罗的海的苏边境线投入超过三百万人的军队。在该计划实施之初，希特勒预计德军在四个月内攻占莫斯科。事实上，在占领了明斯克、基辅和斯摩棱斯克之后的十月下旬，德军又推进了近六百英里，从北和南两个方向迫近莫斯科城，形成典型的钳形攻势。不出数日，这座城市便将进入德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此时，俄国首都街上挤满了难民和逃兵，随着将政府转移到古比雪夫的决定开台实施，城市里全部的十六座桥都已埋好了地雷，只等一声令下将它们全部摧毁。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上升起了一根根烟柱，那是大量销毁的秘密文件。在市政机关和工厂上班的人已经好几个月没领薪水了。古老城堡上永远亮着灯的窗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变得一团漆黑。
10月30日下午，一队工人正在秘密警察的指挥下把莫斯科大剧院里的椅子全搬了出来，运到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那天晚上，全体政治局成员都聚集在这个位于城市地下一百英尺的地铁站，这是德国人的炮火绝对够不着的地方。9：00点，斯大林一身戎装从列车走出，他召集党的最高层领导开会有两个目的。第一，他宣布，今天与会的领导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随政府机关一起转移到古比雪夫，但他自己不打算转移到任何地方，而是留在莫斯科，直到俄罗斯流尽她最后一滴血。第二，他宣布，11月7日，庆祝十月革命的阅兵式将如往年一样照常举行。
在许多莫斯科人的记忆中，那场阅兵是转折点。五万名脚踏战靴的士兵，伴着雄壮激昂的《国际歌》，接受站在主席台上那位无所畏惧的领导人的检阅。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都记得，战争的局势就是在这一天有了决定性转变。
可也有人指出，真正让战争局势有了转变的是斯大林在远东预留的多达七十万人的后备军。甚至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的同时，那些部队正千里迢迢地横穿广阔无垠的国土，前来保卫莫斯科。
另外，还有一些人注意到，在那年12月的31天中，有28天都在下雪，因此德国空军根本无法出动。另外，平均温度降到了﹣20℃以下，这对俄国人也不无帮助，因为德军和昔日拿破仑的部队一样未曾领教过这等气候。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的军队虽只用五个月便长驱直入俄罗斯边境一路挺进莫斯科近郊，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能踏进这座城市。在抓捕了一百多万俘虏并夺去一百多万条生命之后，他们于1942年一月开始撤退，这座城市令人惊讶地完好无损地存留了下来。
一位年轻军官驾着一辆摩托车过来，跨斗里载着漂亮的身着橘色裙子的索菲亚。绕开大都会酒店的主入口，在街角拐了个弯，然后消失在酒店后面的小巷里。
1：30分，大都会酒店总经理办公室里，罗斯托夫伯爵被现任酒店经理“主教”传唤，原来经理怀疑厨房里三只鹅一大早跑到酒店外国客人房前引起的“骚乱”始作俑者是索菲亚，而伯爵正以自己的充分理由为经理解释，那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没错，当主厨获知瑞士外交官点了份烤鹅并质疑俄肉不新鲜时，索菲亚正在厨房吃晚饭。但伯爵认为，“主教”经理怀疑索菲亚把三只鹅弄到大都会酒店四楼，那不合逻辑更不合自然规律，更违背常识。
经理办公室与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使用此屋时相比颇有些变化。尽管前任经理的办公桌还在，但桌面上已不像从前那样空无一物，不仅堆着六沓文件，还摆了一只订书机、一个笔架和两部电话（这么配置估计是为了让“主教”可以一边往政治局打电话，一边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晾在电话上等）。
紫红色的躺椅不在了，据说那位老迈的波兰人最后就倒在了那张椅子上；现在那里立着三个灰色的有着不锈钢锁的文件柜。原先挂在墙上用来装饰红木镶板的狩猎场景画也被换掉了，取而代之的当然是领袖们的画像。
伯爵问经理是否怀疑是那个想扭断鹅脖子的男高音的三个儿子干的，经理回答不可能。伯爵又问他是否意思与埃米尔有关，“主教”没理会伯爵的提问，但表示大都会酒店常常要接待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最知名的艺术家。他们踏进酒店的大门，就有权希望自己能享受到无与伦比的舒适和服务。他一定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的。
伯爵表示充分信任经理的能力，然后便告辞回厨房了，“三巨头”碰头会里同样表示，索菲亚不可能干出如此之事。
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年轻的伊利亚拿着木勺走了进来。原来伊利亚是来告诉伯爵，外面有个衣衫褴褛的乞丐要求见他。他就是米什卡。埃米尔当即表示可以让伯爵与他的朋友使用自己的办公室。并贴心地为米什卡端来了吃的。
米什卡使用了一个与他长相很像的人的护照来到莫斯科，当晚他还得回到亚瓦斯（关押反革命罪犯之地）去。他告诉伯爵，熬完了8年后，自己已被划入“减六”级别。米什卡开始描述他在亚瓦斯的生活。每天把铲子放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营房之后，吞下几口稀粥，就用毯子把浑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开始睡觉。
他和他所有的狱友，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索洛维茨基群岛的，谢夫沃斯特拉格劳改营里或者白海运河上艰苦工作的那些人， 会这么一直干下去。那里没有读书和写作，连吃饭都几乎不鼓励。
米什卡还向伯爵聊起了那个德国人。打赌俄国的三样贡献，米什卡记得很清楚。他借用这故事说，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小说是叙事作品中的压轴之作，还有柴可夫斯基的音乐以及给那个乡巴佬点了一份的鱼子酱。
但是，现在的米什卡似乎改变了注意。他头摇了摇。他是认可德国人说的话，还是质疑伯爵与那德国人打赌的理由呢？我在阅读中渐渐感觉到人思想上的某种改变，是随着国家社会与个体境遇改变的思想。它清晰地出现了。是的，它非常清晰地出现，就连索菲亚都拿《安娜·卡列尼娜》一书垫桌腿了。虽然伯爵表示了不满。（在这点上，伯爵的格外“成熟”倒是值得注意的。）
米什卡除了伯爵与德国人打赌时说出的三个贡献外（伏特加、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鱼子酱）又补充了两点，契科夫与1812年俄国人火烧莫斯科。（因为这本书是美国人写的。而个人在《战争与和平》中看到的是俄国库图佐夫使用坚壁清野对抗拿破仑。但也有说法，是拿破仑火烧了莫斯科。历史的真相到底是什么，我还是选择相信列夫·托尔斯坦所言。）
米什卡想表达的观点是“火烧莫斯科简直太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了，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已经成了一种模式，它只是从上千年的历史中选摘出的一个事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俄罗斯人早已证明，我们非常善于摧毁自己创造的东西。”
因为脚瘸，米什卡没有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伯爵继续听他说。“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传世名画，能代表民族身份的画作。法国人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荷兰人有伦勃朗的《夜巡》，美国人则有《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而我们俄罗斯人有什么呢？是双胞胎似的两幅画：一幅是彼得大帝在夏宫训斥王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另一幅是列宾的《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几十年来，这两幅画为我们的民众所尊奉，为我们的评论家所赞美，并被我们勤奋的艺术学生争相描摹。可他们描绘的都是些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最开明的一位沙皇，对自己的长子心怀芥蒂，并且即将判处后者死刑，而另一个则是用笏杖击中了大儿子太阳穴的伊凡大帝，一生中从未退缩过的他正搂着儿子的身体。
“我们的教堂以独特的美、色彩亮丽的塔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穹顶闻名于世，可我们却将它们一座接一座地夷为平地。我们把古代英雄的雕像推翻，把他们的名字从街道名称上抹去，仿佛历史上的他们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对诗人呢，我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耐心地等着他们自己沉默下来。”
米什卡拿起叉子，把它插在一块没动过的牛肉上，然后举在了空中。“你知道吗？在三十年代，当他们宣布要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一半的农民宁可把自己的牲畜杀了，也不愿把它们交给合作社。1400万头牛啊，就这么交给了秃鹰和苍蝇。”仿佛为了表示尊重，他把肉又轻轻放回到盘子里。
“这叫我们怎么理解呢，发动自己的人民，摧毁他们自己创造的艺术，破坏他们自己的城市，杀戮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而没有丝毫懊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定太让人震惊了。他们一定觉得，我们俄罗斯人是如此残酷和冷漠，没什么东西能被我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就连从我们腰胯下面出来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这样的想法令我痛苦，搅得我心神不宁。即使我已经疲惫不堪，可一想到它，我便会在床上辗转难眠，直到天明。后来，有天晚上，马雅可夫斯基到梦中找我来了。他给我念了好几段诗，描写的是桦树皮在冬日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的情景。可接着，他却长叹了一声，往他的左轮手枪里填上子弹，然后把枪管对准了自己的胸口。惊醒之后，我突然明白了过来，原来这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并不可恶，也不是什么令人羞愧或令人憎恨的事，它反而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把枪口转过来对着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意大利人更冷漠、更没文化，正好相反，我们之所以要摧毁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相信绘画、诗歌、祈祷以及人自身所拥有的力量。记住我这句话，我的朋友：这绝不会是莫斯科最后一次被我们自己人烧为平地。”
和以前一样，米什卡越说越激动，有时他甚至像在自言自语。直到说完，他才往桌子对面看去，见伯爵脸上是无尽的悲伤，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声中没有痛苦，没有嘲讽。他把手伸到桌子的那边，紧紧攥住了老朋友的小臂。
米什卡让伯爵不要为他担心。他也没有手枪。他要偷偷回到莫斯科的原因是得去趟图书馆，为了他正在进行的一个小项目。
伯爵从米什卡的眼里发现了些许昔日的神采。他虽身陷困境但却眼里有光。伯爵猜出了正确答案，是因为诗歌。
米什卡要走了，儒雅的埃米尔给他带了包用牛皮纸包着的食物，真诚的安德烈祝他好运，米什卡感激地接受了，最后他对伯爵说“许多年前，当你被叛在大都会酒店终身监禁的时候，你其实成了全俄罗斯最幸运的人。”
晚上7：30，伯爵走进黄厅。奥希普在伯爵每个月一见的教授下，语言能力得到飞速进步，再加上他在美国旧金山待了一年，目前的语言能力已达到能看美国原声电影了。
本次伯爵与奥希普在黄厅的见面，是在上次“德·托克维尔风波”发生后两个月，奥希普带来了一架放映机和未删减的《赌马风波》电影拷贝。从这天开始，他们把历史束之高阁，转而以研究电影方式增进对美国的了解。
早在1939年，奥希普·伊万诺维奇就已经掌握了英语中的过去完成进行时。可他认为，美国电影仍然值得他们去仔细研究，因为它不仅是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实施阶级压迫的工具。
奥希普对伯爵说：“看看美国的经济大萧条，从开始到结束持续整整10年，无产阶级被扔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美国工人根本没有揭竿起义。而是拖着脚步进了离家最近的电影院，这个现象绝对值得我们下功夫去好好研究。”于是，他们便开始研究起来。
不管看的是什么电影，奥希普都会像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一样把影片冷静地剖析一番。音乐片不过是“用根本无法实现的白日梦来安抚穷苦大众的一盘糕点”。而恐怖电影则“使的是障眼法，它不过是把劳动者的恐惧用漂亮女人的恐惧来替代了”。轻歌舞喜剧则是“荒谬可笑的麻醉品”西部片呢？它们是所有宣传中最狡猾的：在这些寓言中，恶人永远成群结队，他们大呼小叫，杀人越货；而美德则永远被一个孤独的人拥有，他甘冒生命危险去捍卫别人的私有财产。结论是什么呢？“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好莱坞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一股力量。”
奥希普的确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后来他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黑色电影”的美国电影流派。他立刻迷上了这一类片子，《契约杀手》《辣手摧花》和《双重保险》统统被他找来看了个遍。他会发问这种片子是什么人拍的？谁主使的？这一部接一部的片子似乎都在争生恐后地将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斥着腐败和残忍的国度；在那里，正义者都是乞丐，善良的人都是傻瓜；在那里，忠诚就像薄纸片一样脆弱，而个人利益则如钢铁般坚不可摧。换句话说，他们将资本主义的真实嘴脸原封不动地表现了出来。
奥希普喜欢看亨弗莱·鲍嘉的片子，除了《卡萨布兰卡》外，《化石森林》《江湖侠侣》《马耳他之鹰》都看了两遍。他喜欢影片中表达的坚定意志。
伯爵不由想到米什卡的话，于是问奥希普，“你觉得我们在骨子里是不是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美国人要野蛮一些？我们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倾向毁掉自己创造的东西？”奥希普关了投影机，与伯爵开始探讨。
于是，伯爵把与米什卡的交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奥希普。事实上，是他向奥希普转述了米什卡对莫斯科被焚毁、雕像被推倒、诗人被禁言以及一千四百万头牛被屠杀等事情的看法。奥希普此刻听得非常认真。听到米什卡的某些观点时他偶尔会点点头。最后奥希普指出，也许观点是对的，可情绪不对。但伯爵并不认可。
“就像《马耳他之鹰》的那只黑色的鸟，它不就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吗？而那座雕塑是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们用金银珠宝建起来向国王致敬用的，它早已成为教会和君主制的标志，而欧洲所有的艺术和思想都是在这些贪得无厌的制度与机构上创造出来的。谁又能断言，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爱和电影中那个'胖子'对他那只鹰的爱一样，没被人误导且没被人利用呢？也许正是需要扫除这种观念，他们的人民才有希望取得进步。”奥希普继续
道“布尔什维克人不是西哥特人，我们不是攻进罗马城以后，出于愚昧和妒忌把那里的文明尽皆毁灭的野蛮人。正好相反，1916年的俄罗斯才是个野蛮的国度。它是全欧洲文盲率最高的国家，它的大部分人仍生活在改良的农奴制之下：人们仍旧用木犁耕地，晚上回到家不是打老婆就是喝伏特加，一直喝到酩酊大醉，然后瘫倒在椅子上，睡到黎明然后再跑到东正教的圣像面前极尽谦卑地祷告一番。也就是说，他们的活法和五百年前他们的祖辈一样，没有丝毫区别。也许，正是我们对那些雕像和教堂的热爱扯了我们的后腿，让我们无法进步，这难道不可能吗？”
“如今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我们把美国的速度与苏联的目标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即将在全俄罗斯消灭文盲。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妇女们，我们的第二种农奴，她们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不再低人一等。我们还兴建了许多崭新的城市，我们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了欧洲绝大多数国家。”
伯爵问“可代价是什么呢？”
奥希普在桌上啪地一拍。“最大的代价！难道你以为美国人取得那些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成就不用付出代价吗？去找他们的非洲兄弟打听打听吧。你以为，他们的工程师在设计雄伟壮观的摩天大楼，或者建造高速公路的时候，会因为那些漂亮的小农舍挡了道而犹豫要不要铲平它们哪怕一秒吗？我敢担保，亚历山大，他们才不会呢，只要把炸药一埋，他们便会亲手按下引爆器。就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在这个世纪剩余的时间里，主导世界的将会是我们和美国人，因为只有我们这两个国家学会了如何排除历史这个障碍，而不是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它面前。可美国人是用它来为他们钟爱的个人主义服务，我们则用它来造福社会。”
当晚十点，和奥希普分手之后，伯爵并未直接回六楼，而是去了夏里亚宾酒吧。形形色色的一众人等到外头的夜色中去了。酒吧里只剩下伯爵了。奥德留斯走到伯爵跟前，伯爵点了一杯阿马尼亚克喝起来。
伯爵又回想着刚听到美国副官的话不禁笑了起来。想起了奥希普总结的美国人性格特点。奥希普的分析是不是正好将事实颠倒过来了呢？诚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丽的音乐剧和低俗喧闹的戏剧在美国兴盛一时，可爵士乐和摩天大楼当年不也如此吗？难道后面这两个也是被刻意设计出来的麻醉品，好让焦躁不安的国家沉睡过去吗？还是说，它们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精神，即便是大萧条也无法将这种精扼杀？伯爵又晃了晃杯中的白兰地。
这时，一位客人在他左侧的第三张凳子上坐了下来。令伯爵惊讶的是，来者正是那位副官理查德·范德维尔上尉。他们互致问好，上尉认出伯爵曾为他服务过。
上尉对伯爵称，他对俄国十分着迷，好玩的字母，各种夹肉的小糕点。但这个国家对鸡尾酒的理解却令人很不安。他从奥德留斯那儿打听来的，大家喝的那种酒是用十种不同的配料调出来的。除了伏特加、朗姆酒、白兰地和石榴汁糖浆，它还放了玫瑰香精、少许苦酒和溶化的棒棒糖。但鸡尾酒并不是简单的混合物，它不应该是一锅大杂烩，或者，像复活节的大游行。鸡尾酒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清澈、优雅、纯粹，而且配料不能多于两种。必须是两种互补的配料。就像杜松子酒和奎宁水，或者威士忌和苏打水……
他摇了摇头，然后端起杯子，对伯爵说自己并不是想在他跟前卖弄。伯爵大笑起来。然后，他像自古以来那些有教养的好男人一样，把心头的包袱在这位极具同情心的人面前卸了下来。他谈起了米什卡，以及他关于俄罗斯人不知为什么极其擅长摧毁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的观点。接着，他又说到了奥希普，以及他虽同意米什卡所说的，但认为把那些纪念碑和历史建筑推倒对国家的进步有重要意义的那些话。
“我觉得你那两位朋友都很聪明。我的意思是，能从整个体系里理出这样一个头绪出来，不是思维敏捷的人还真办不到。可我总觉得他们也有未曾虑及的地方。”理查德·范德维尔上尉一边在吧台上轻轻敲打着，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据我了解，俄罗斯历史上有那么一小段错位的时期；那些宏伟的古老建筑被摧毁必然会引起少数人对过去的惋惜，同时也会唤起一些人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当一切已被言说并完成时，我不禁认为，那些伟大的事物能够永存。就拿苏格拉底来说吧。两千年前，他奔走于集市之间，逢人便传授他的思想，他甚至无暇把他的思想用纸笔记录下来。然后在某种困境中，他自行选择了终结生命的方式，就像在车票上打洞，拔下插头，收束雨伞一样瞬间完成。再见，永别，终结。但时代一直在往前进，它将来也会如此。接着，罗马人来了，然后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再后来就是整个中世纪。千百年来，人类又经历了瘟疫、精神毒害和焚烧书籍。可不知何故，在历经了这一切之后，这家伙在集市上同别人偶然谈及的那些伟大思想，我们至今都还读得到。我的意思大概是，作为人类，我们极不擅长写讣告。我们根本不知道三代以后的人会如何评价现在的人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最多能够预测我们孙子的孙子在三月的某个周二的早餐会吃些什么。如果命运之神想传给我们的后代什么东西，它会背对着我们给的。”
说到这里，两人都沉默起来。上尉把他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用手指着伯爵的白兰地。“你告诉我，这东西够劲儿吗？”
又过了一小时，伯爵才离开夏里亚宾（他和范德维尔上尉又一起喝了两轮奥德留斯给他们调的紫红色混合酒）。伯爵发现索菲亚仍在大堂里读书，对此非常惊讶。见她也看见了自己，伯爵冲她轻轻招了招手，而她也举手朝他挥了一下，便继续看起她的书来，样子端庄极了。
伯爵像煞有介事地装作散步的样子从大堂里穿过去。他带着悠然自得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可刚过拐角，他便拔足狂奔起来。
往楼上飞奔的同时，他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索菲亚最喜欢玩的这个游戏的奥秘就在于，游戏什么时候开始都由她来决定。而她自然选择在他比较分心或者没有心理防备的时候开始，这样，等他意识到比赛已经开始时，胜负也一目了然了。但今晚不一样。从索菲亚冲他招手时装出的漫不经心的表情来看，伯爵感觉到游戏又开始了。
这回总算把她骗过去了，他边想边暗笑。他飞快地冲过二楼。等他跑到三楼的楼梯口时，他不得不承认，玩这样的游戏，索菲亚还占有另一个优势：年轻。因为他的速度已明显慢了下来。从他开始喘粗气的迹象判断，他跑到六楼时，估计就只剩下在地上爬的力气了，如果跑到六楼时他还活着的话。所以，安全起见，到五楼的时候，他有意减速，开始走路上去。
他打开塔楼的门，停下来听了听，又顺着楼梯往上看去，结果视线里什么也没有。难道她已经从这里飞过去了吗？不可能。她不可能那么快。可谁知道她会不会又使出什么巫术，把自己神奇地移动去呢？伯爵边想边蹑手蹑脚地走完了最后一截楼梯。打开房门的时候，他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可他进去后却发现，屋里是空的。
他双手合在一起，搓了搓，心想：我该把自己摆在哪儿呢？他想过爬上床，装作睡着样子，可那就没法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了。于是，他还是坐到了桌前的椅子里，把椅背往后一倾，只靠两条椅子腿支撑着。他把离他最近的一本书拿过来，一看，恰好是蒙田先生的那本。他开这本大部头，随手一翻，正好是《论儿童的教育》。五分钟过去了，她仍未出现。
这时门被推开了。打扫客房的女服务员伊拉娜对伯爵说：“索菲亚摔下去了！在员工楼梯上。”伯爵瞬间从椅子里蹦了起来。当伯爵看到索菲亚时，她的眉毛上方正在流血，她失去了知觉。伯爵不顾一切地抱着索菲亚就冲出了大都会酒店大门。他瞬间沐浴在夏天温暖的气息中。
值夜班的看门人罗季翁惊呆了。外面一位司机赶紧开车过来，他们朝最近的医院而去。但了医院，伯爵才发现身上没钱，好在司机并没在意，让他赶紧去。
伯爵进了医院大厅，看到里面有许多成年男子像火车站的难民一样在长椅上睡觉。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仿佛供电设备出了故障。空气中是氨气和香烟的气味。在伯爵年轻的时候，圣·安塞姆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医院。可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布尔什维克人想必已兴建了许多新的医院，现代化的、明亮的、清洁的医院。而这座老旧的医院则被当作某一类诊所留了下来，供退伍军人、无家可归者或者其他被遗忘了的人使用。
伯爵从一个站着睡着的人身边绕开，走到一张桌子跟前。一位年轻的护士去了很久，回来时带着一位身穿内科医师白大褂的年轻人。内科医生建议应该看外科，伯爵请他立刻。内科医生转身让护士找克拉兹纳科夫医生。让他马上去四号手术室。
就在即将手术时，一位年近50岁的高个子男人带着一位穿着得体的助手来了，他对大家介绍说自己是市立第一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拉佐夫斯基，病人的手术由他来做。从拉佐夫斯基对伯爵姓名的确认可以知道，他一定授某人命令而来，果然，奥希普也出现在医院，他的任务就是让伯爵重新回到大都会酒店，而索菲亚这边，他指派了酒店的裁缝室玛丽娜来照顾。
伯爵听到奥希普说：“你已经为我服务十多年了，今天我很荣幸能为你效劳一次。”奥希普让伯爵放心，他一定会让索菲亚恢复如初再出院。而伯爵也在奥希普特别指派的人员下悄悄回到大都会酒店，要知道，这事非同小可。因为伯爵还在软禁期。
回到酒店阁楼，伯爵第一次，让自己哭了出来。他任凭眼泪在他的脸上淌落，那并不是伤心的泪水，那是全俄罗斯最幸运的人眼里流下的泪水。
过了几分钟，伯爵才看到办公桌上留下的一只黑色皮箱。皮箱一英尺见方，高约两英尺半，皮革之下装有把手和镀铬的扣子。箱子上面贴着一张小字条，纸上的字迹他并不是很熟悉。伯爵把字条扯下来展开一看：
亚历山大：
今晚真的很高兴能遇见你。就像我告诉你的，我马上要回国轮休了。但在此期间，我觉得你应该用得上这个。你尤其应该留意最上面那个套子里装的东西，因为我想你会发现它和我们今晚聊的内容有很大关系。
诚挚地祝福，期待我们下回相见
理查德·范德维尔
伯爵掀开搭扣，打开了箱子盖。里面原来是台便携式留声机。里面还有一小沓唱片，每张都用棕色的纸套装着。伯爵按照理查德说的，把最上面那只套子里的唱片挑选了出来。正中间的标签表明唱片里录的是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
伯爵1921年曾在莫斯科观看过霍洛维茨的表演。那之后不到四年，这位钢琴家便前往柏林参加了一场正式音乐会。当时，他偷偷在鞋子里塞满了外币。
在箱子背面，伯爵还发现了一个小隔层，里面是叠放整齐的电线。伯爵把电线解开，连上唱机，又把它插入墙上的插座。他把唱片从纸套里抽出来，放在转盘上，打开开关，放下唱针，然后坐在了索菲亚的床上。
一开始是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声咳嗽，以及最后入场的观众落座时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大概是表演者走上了舞台。
伯爵不由得屏住了呼吸。在威武雄壮的小号过后，弦乐声渐渐变强，然后，他那位同胞的演奏就开始了。它让台下的美国观众浮想联翩：在桦树林中穿行的狼，西伯利亚千枯的草原上疾扫而过的大风，舞厅里摇曳的烛光，以及博罗季诺的大炮发出的火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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