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结果，让七十九师许多基层战士不服气，他们说，就是刨去15分钟，五班也是渡江第一。另一部分人则反唇相讥，说如果不是全师跟进，五班那条船早就打成渣了，哪来的渡江第一？言外之意是全师都跟着五班受冤枉，你还好意思争第一？
看到这里，唐诗也不禁为七十九师叫屈。这一点，在时间对比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该师二三五团一营三连二排五班的那条船，在夏家湖登陆的具体时间，九兵团和二十七军记载的略有出入，二十七军记的时间是20日21时整，九兵团记的时间是20日21时20分。不论是哪种时间更准确，都比张孝华的22时20分，至少要早1个小时，减去“抢跑”的15分钟，还有至少45分钟的时间差。有了这45分钟，如果不是违令“抢跑”，七十九师的船应该大部分都过江了，哪会轮到八十师争“渡江第一船”？
唐诗进一步分析，七十九师和八十师相比，应该有“地利”之优。七十九师所在的地段，或者是江面窄，两岸距离短，或者是敌之江防薄弱，容易突破，所以能在1小时左右就能攻击到对岸。八十师所在地段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他们的先锋船上张孝华父子合力拼命划，还是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抵达荻港板子矶。一倍的时间差，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地利”不如“人和”（可以把七十九师传达命令走样视为“人和”上出了问题），七十九师最终还是输给了八十师，尽管输得有点冤。
由此唐诗联想到昨天刚看到的夏家湖那块碑，虽然那地方作为渡江第一船豋陆点并不“正宗”，但它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毕竟，二三五团一营三连二排五班的战士们，在炮火中拼搏前进时，他们并不知道执行的是一道错误的命令，而他们最先在南岸豋陆，却是实打实的英雄壮举。据说，五班的战士在后来的战上海中全部壮烈牺牲，真让人唏嘘不已。
那么，二十七军党委一笔勾销五班“第一船”的荣誉，是不是欠妥？也不能这么说。
唐诗认为，后世讨论“渡江第一船”的人，包括党史办的人，多数都不是职业军人，很难理解“军令”二字的神圣性。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没有令行禁止的铁的纪律是绝对不行的，违反军令，即使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哪怕是打了胜仗，也没有好果子吃。
解放后，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曾多次被人问及“究竟是谁先过的江？”请注意，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妙，提问的人并没有问谁是“渡江第一船”，而是问谁先过的江。谁是“第一船”和谁先过江，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种荣誉，不能有违令的瑕疵，而后者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即便如此，精明的聂军长也没有被这个提问绕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太极式的，要不就是“当然是解放军先过的江”，亦或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先过江”，就是不提五班的那条船。
其实，聂军长对渡江时间的早迟，还是非常看重的。当年他的指挥船刚抵达南岸，就立即口授一份电文，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发给三野和总前委，电文就12个字：“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参谋们都笑着说：“军长在做诗呢。”
据说，三野的司令员C・Y接到电报后高声叫好（陈老总也是诗人），而副司令员粟裕看了电报却说：“这个聂风智，也不说说到了什么地方。”
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大概聂军长当时还没搞清楚，反正是过了江，过江才是硬道理，他发电报的意图，就是要让总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
唐诗觉得，如此看重时间的聂凤智军长，自始至终绝口不提七十九师五班的那条船，足见其对违令的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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