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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连载 | 丰 碑(43)

故事连载 | 丰 碑(43)

作者: 欧歌zy | 来源:发表于2022-12-12 20:53 被阅读0次

    违令抢跑

    唐诗看的这份资料,是第九兵团和第二十七军军史资料摘抄。摘抄的内容,主要是二十七军在渡江战役中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和基本战况。

    从兵力部署看,二十七军正处在“中心突破”的中心地段,即黑沙洲弯进来的那一段,对岸就是繁昌县。

    二十七军共有3个师,其中第七十九师和第八十师被选定为战役的第一梯队,第八十一师为第二梯队。按照二十七军的作战计划,七十九、八十两个师分别部署在黑沙洲的东、西两侧,八十一师居中;战斗开始后,八十一师佯攻黑沙洲,吸引该敌火力,而七十九、八十两师则置该敌于不顾,直攻对岸;东侧七十九师的任务,是在夏家湖一带登陆后,主力攻歼旧县之敌,然后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协同八十师歼灭繁昌之敌;西侧八十师从泥汊一带出发,其任务首先要打掉南岸荻港板子矶上威胁最大的三个大碉堡,消灭荻港之敌,然后攻击前进,聚歼繁昌县城的敌八十八军军部。

    看到这里,唐诗终于明白,张孝华所在的参战部队,就是第八十师,起渡和豋陆点完全吻合。八十师的任务也最关键,最艰巨。这个师的师长,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张铚秀。张孝华跟随八十师参战,这就具备了争当“第一船”的先决条件。这是必然性中的又一个偶然因素。

    二十七军的作战计划报到第九兵团后,第一时间被批准,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还表扬了一句,说这个聂凤智打仗就是会动脑筋。聂凤智就是二十七军军长。

    军部把任务分派后,接下来仗怎么打,就看各个师的了。

    唐诗在资料中发现,各个师在排兵布阵上确实有所不同,首先在发布攻击命令的时间点就不一样,而正是这个不一样,才导致了戏剧性的一幕。

    二十七军作战计划规定的渡江开船时间,是20日20时30分。八十师传达这个命令是一步到位,早早就下达到一线部队。而七十九师大概是怕命令下早了下面可能记不住,故而采取分级及时的传令方法,却没想到传的过程会走样。七十九师师长在晚上八点钟发出命令:“八点三十分开船”,二三五团团长在八点十五分时命令:“调好船头,听令开船。”这个命令传到一营三连时,省掉“听令”二字,变成“调好船头,开船!”。到三连二排时,发出的命令只剩两个字:“开船!”

    开出去的船喊都喊不回来,反而带动了两边的船都动起来,团长无奈只好向师里报告,师长当机立断:“全师立即渡江!”

    二排五班的那条船一马当先,不到1个小时就在南岸夏家湖豋陆,成为事实上的“渡江第一船”。遗憾的是,这个优异的成绩最终没有得到认可。

    二十七军党委战后评功时,得知最先登陆的那条船因为传令走样而提前了15分钟这一戏剧性情节后,就把七十九师放在一边,转而认定八十师的“渡江第一船”,就是张孝华的那条船。

    这就像田径比赛,发令枪未响你就起跑,成绩无效!不但最先在夏家湖登陆的五班那条船成绩无效,甚至整个七十九师的成绩都无效。

    这个结果,让七十九师许多基层战士不服气,他们说,就是刨去15分钟,五班也是渡江第一。另一部分人则反唇相讥,说如果不是全师跟进,五班那条船早就打成渣了,哪来的渡江第一?言外之意是全师都跟着五班受冤枉,你还好意思争第一?

    看到这里,唐诗也不禁为七十九师叫屈。这一点,在时间对比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该师二三五团一营三连二排五班的那条船,在夏家湖登陆的具体时间,九兵团和二十七军记载的略有出入,二十七军记的时间是20日21时整,九兵团记的时间是20日21时20分。不论是哪种时间更准确,都比张孝华的22时20分,至少要早1个小时,减去“抢跑”的15分钟,还有至少45分钟的时间差。有了这45分钟,如果不是违令“抢跑”,七十九师的船应该大部分都过江了,哪会轮到八十师争“渡江第一船”?

    唐诗进一步分析,七十九师和八十师相比,应该有“地利”之优。七十九师所在的地段,或者是江面窄,两岸距离短,或者是敌之江防薄弱,容易突破,所以能在1小时左右就能攻击到对岸。八十师所在地段情况可能正好相反,他们的先锋船上张孝华父子合力拼命划,还是用了将近两个小时才抵达荻港板子矶。一倍的时间差,很能说明问题。但是“地利”不如“人和”(可以把七十九师传达命令走样视为“人和”上出了问题),七十九师最终还是输给了八十师,尽管输得有点冤。

    由此唐诗联想到昨天刚看到的夏家湖那块碑,虽然那地方作为渡江第一船豋陆点并不“正宗”,但它在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毕竟,二三五团一营三连二排五班的战士们,在炮火中拼搏前进时,他们并不知道执行的是一道错误的命令,而他们最先在南岸豋陆,却是实打实的英雄壮举。据说,五班的战士在后来的战上海中全部壮烈牺牲,真让人唏嘘不已。

    那么,二十七军党委一笔勾销五班“第一船”的荣誉,是不是欠妥?也不能这么说。

    唐诗认为,后世讨论“渡江第一船”的人,包括党史办的人,多数都不是职业军人,很难理解“军令”二字的神圣性。军队是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没有令行禁止的铁的纪律是绝对不行的,违反军令,即使没有主观上的故意,哪怕是打了胜仗,也没有好果子吃。

    解放后,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曾多次被人问及“究竟是谁先过的江?”请注意,这个问题问得很巧妙,提问的人并没有问谁是“渡江第一船”,而是问谁先过的江。谁是“第一船”和谁先过江,这两者是有区别的,前者是一种荣誉,不能有违令的瑕疵,而后者只是一个单纯的事实。即便如此,精明的聂军长也没有被这个提问绕进去,他的回答都是太极式的,要不就是“当然是解放军先过的江”,亦或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先过江”,就是不提五班的那条船。

    其实,聂军长对渡江时间的早迟,还是非常看重的。当年他的指挥船刚抵达南岸,就立即口授一份电文,要求以最快的速度发给三野和总前委,电文就12个字:“我们已胜利踏上江南的土地”。参谋们都笑着说:“军长在做诗呢。”

    据说,三野的司令员C・Y接到电报后高声叫好(陈老总也是诗人),而副司令员粟裕看了电报却说:“这个聂风智,也不说说到了什么地方。”

    究竟到了什么地方,大概聂军长当时还没搞清楚,反正是过了江,过江才是硬道理,他发电报的意图,就是要让总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消息。

    唐诗觉得,如此看重时间的聂凤智军长,自始至终绝口不提七十九师五班的那条船,足见其对违令的深恶痛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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