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程涵悦。专注学术、文艺和创作，欢迎交流
王安忆，不仅仅是《长恨歌》的作者。
读王安忆，除了张爱玲和《繁花》，我们还会想起余华和莫言。
王安忆写上海人、上海建筑、上海故事和上海经验，但她小说的灵魂往往与上海无关，她的小说高于上海，甚而“反上海”，总之，超越上海。这使她成为一位真正优秀的中国当代作家，而不仅仅是一个某个地域的书写者。
王安忆早年的知青经历使她的作品关注一代知青的命运转折和情感体验，比如《本次列车的终点》和《从疾驶的车窗前掠过的》等。更重要的是，这段在外地的生活经历，使她关注非上海人的生存境况，同时刻画上海人与非上海人、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之间的文化壁垒。
《小鲍庄》写的是小鲍庄的贫穷与闭塞、情欲与伦理，写尽了当地人的悲欢离合，结尾一个当地的新生“文化人”用媒体将此中一个充满封建色彩和情感纠葛的故事政治化，别有一番意味。
《姊妹们》则是王安忆所说的唯一一篇“女性主义”。“姊妹们”指的是待嫁的女孩，王安忆写她们的可爱，也写已婚妇人的“小气”，最可贵的是她充满同情地挖掘这些妇人局促的原因——社会和家庭的暴虐所带来的生存压力。王安忆在此处关注的是所有女性的性情和命运。
《悲恸之地》使我想起了《许三观卖血记》。一个外地青年跟着同伴来到上海想要靠着卖姜发财。在上海，他看到了许多新奇的事物，和同伴走散之后，上海于他就像是一座可怖的迷宫。生意失败、受尽白眼、误入弄堂……所有的排斥和压力逐步升级，将这个青年逼上高楼，用投掷泥石对楼下追赶的上海人进行疯狂还击，这一姿态充斥了愤怒、怨恨、不解还有久违的自尊。文末，青年纵身一跃，从极端的压抑中彻底解脱。这篇小说中，王安忆点明了上海经验与其他城市生活经验的显著差异，并反思了上海人和上海这座城市对于外来人的冷漠和拒斥。这篇小说可以说是“反上海”的。
《窗前搭起脚手架》则用一个上海中产的女儿和装修工人情感由萌生到僵滞再到消逝的过程，写尽了阶层之间难以逾越的知识和文化鸿沟。其中探讨《复活》时，彼此对于对方谈话内容的揣度和评价充满了难言的尴尬和难解的矛盾。最后，中产女儿原先的追求者去了外地，装修工人娶了肤浅的徒弟，所有的故事和遗留的尴尬随着弄堂整修结束，和脚手架一起拆除了。这个故事是对于不同阶层的精神沟通可能性的问题的尝试和探讨。
在王安忆的小说中，上海建筑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建筑并非仅仅作为“景观”而存在，而是作品抽象思想的实在形态，或是具有象征性意义，或是作为能够容纳主角的特定场域，或是与主人公在结尾不期而遇。
《厨房》写的是王安忆擅长的人际关系，厨房容纳了诸多底层人物的故事。但是文末这一厨房幻化为庞杂上海的一个分身，“近代”和其他年代都变为男男女女来到这一“厨房”中，此处的厨房具有了宏大意义和奇幻色彩。
《长恨歌》中有一个部分，专门写到了弄堂上空的鸽子，极具城市风情，同时也是作为这个密集空间里的隐私窥探者和见证者而存在，这与王安忆的小说内容是暗合的。
《公共浴室》把整个社会比喻为一个公共浴室，对于主人公身上的种种缺陷冷嘲热讽、极度关注，但是文末却发现这是一个关注自我身体的女孩的幻觉，而随着女孩的成长，这些目光都消失了，女孩的青春也不再了。
同样地，《黑弄堂》中，“黑弄堂”是一个“传说”，贯穿了孩子们的成长，最后，谜底揭开，孩子们穿过了漫长的弄堂和童年，看到了所谓的“黑弄堂”。这部孩子们的“成长史”与弄堂息息相关。
除此以外，王安忆的题材风格极为多变，语言文字繁复且凝练，入木三分。
王安忆对于情爱的描写也是这位女性作家的擅长之事，比如《香港的情与爱》，比《繁花》更露骨繁琐，比《倾城之恋》更平实世俗，显示了王安忆刻画人心的功力。
优秀的作品往往具有难以言说、不可捉摸之处。比如《51/52列车》和《发廊情话》，前者以特定年代中主角的模糊身份引发读者的猜想和思考，后者则以混乱的叙事来凸显结尾的“真相”，都具有独特的文本魅力。
王安忆的敏锐和深刻令人实在叹服，绝非“上海”二字所能囊括的。
作者：程涵悦。专注学术、文艺和创作，欢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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