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一篇开始，我们要进入北宋政治的一个新时代了，醉心变法的宋神宗去世，他的儿子哲宗继位，开启了元祐年号。
不过，这一篇我们先说说神宗去世前，苏轼跟王安石的一次会面。
书亦泽
元丰七年（1084年），宋神宗下达指示，把苏轼迁到汝州。
汝州就是今天的河南临汝，离京城已经不太远了。宋代贬官，贬得离京城越远，表示处罚越重，翻身越难，所以，从黄州迁到汝州，是一个鲜明的信号，表示宋神宗有意对苏轼重新起用。
这就意味着，新法在推行了这么多年之后，实在弊病丛生，即便是魄力无双的宋神宗也终于吃不消了。
这去汝州的路上，苏轼主动拜会了王安石。你可能想不到，这两个老对手，见了面不但不尴尬，而且相谈甚欢。
书亦泽
苏轼走水路，一路之上寻幽览胜，途经金陵的时候，特地拜会了闲居在家的王安石。这是一次著名的会面，总是让人津津乐道。
最为脍炙人口的记载出自南宋朱弁的《曲洧旧闻》，说苏轼乘船在金陵登岸的时候，王安石穿着便服，乘着毛驴，亲往迎接。
苏轼没有戴冠就出来相见，这其实有点失礼。苏轼打招呼说：“我斗胆穿便服拜见大丞相。”
王安石笑着，援引阮籍的名言答道：“礼难道是为了我们这样的人而设的吗？”
书亦泽
苏轼说：“我知道您的门下用不着我。”
王安石语塞，赶紧转换话题，邀请苏轼同游蒋山。
当然了，这段故事之所以最脍炙人口，因为它特别符合人们的想像。两位顶尖高手表面上一团和气，暗地里针锋相对，每句话都有弦外之音，都是专挑对方死穴的狠辣招数。
在山上的寺院里喝茶的时候，王安石指着几案上的一块砚台说：“我们不妨以此为题，集一下古人的诗句。”
苏轼马上回答：“那我就先说第一句了：巧匠斫山骨。”
王安石沉吟了半天，竟然续不出来，只好再次转换话题说：“这事不急，我们还是先去游山玩水吧。”
书亦泽
有随行的人私下议论说：“王安石平时很喜欢拿集句来难为别人，没人是他的对手，没想到今天被苏轼难住了。”
故事里的每个细节都很真实：王安石赋闲之后确实经常骑驴，也确实不修边幅。
王安石虽然在政治上落败了，再无还手之力了，但只要有机会，就总想压对手一头，无奈对手就是比他厉害，让他的每一次挑战都变成自讨没趣。
书亦泽
在读者心里，这不仅仅意味着苏轼的才学高于王安石，更重要的是，这分明是邪不压正的体现。
但是，在苏轼自己的诗里，我却看到了英雄相惜的感觉。
苏轼有一组《次荆公韵四绝》，次韵来和王安石的四首绝句，最常被人引述的是第三首：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苏轼眼里的王安石已经是一个骑驴走过野径的落魄老人了，不由让人想起他当年叱咤风云的时候。
王安石劝说苏轼在金陵买房安家，不要再奔波仕途了，苏轼觉得早在十年前——严格来说是九年前——王安石二度罢相，闲居金陵的时候，自己就该搬家过来和他做邻居了。
书亦泽
在苏轼这一组《次荆公韵四绝》里边，之所以第三首最常被人引用，是因为这首诗涵义最直白，态度最鲜明，另外三首很难看懂。但也正是那三首不易懂的诗，不但更能体现苏轼的诗歌技艺，而且更能让我们看懂苏轼和王安石这一次是如何冰释前嫌的。
先看第一首：
青李扶疏禽自来，清真逸少手亲栽。
深红浅紫从争发，雪白鹅黄也斗开。
乍看上去只是写景，整首诗的遣词造句都化用王羲之的《求青李来禽帖》。第二句里，“逸少”是王羲之的字，“清真”是“真实自然”的意思，这个词要到明清以后才和穆斯林发生关系。苏轼把王安石比作王羲之，说王安石亲手栽了很多花，五颜六色的花儿争奇斗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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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第二首：
斫竹穿花破绿苔，小诗端为觅桤栽。
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
诗的前两句貌似写实，说王安石整治花园，砍掉竹子要种桤木，后两句在发议论，语言很朴素，不必解释，但这议论到底和前边的写实有什么关系，很难看得出来。
其实全诗的重点就在第二句里，我们必须知道“小诗端为觅桤栽”的桤木是个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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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到唐诗里去找出处：杜甫有一首《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说自己想在草堂西边种树，拜托一位姓何的朋友帮自己去找桤木的树苗。
为什么非要种桤木呢？因为“饱闻桤木三年大，与致溪边十亩阴”，听说桤木长得飞快，三年就能成材。
看出了这层意思，你应该马上就能想到苏轼触发乌台诗案的那一句“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桤木在这里所隐喻的，正是借着新法而飞黄腾达的那些新进小人。
而那些新进小人，都是由王安石一手栽培起来的，只是王安石自己最终也被新进小人们害得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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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这一组诗，题目既然是《次荆公韵四绝》，显然是针对王安石已有的诗歌而作的。检索王安石的原作，分别是《池上看金沙花数枝过酴醾架盛开》两首七言绝句和一首同样题目的五言绝句。简洁起见，我们只看第一首：
午阴宽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
红蕊似嫌尘染污，青条飞上别枝开。
理解的难点在第二句，因为有两个很平常的词涵义却和今天不同：“前年”的意思是“前一年”，也就是“去年”，“坐”的意思是“刚刚”、“恰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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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在池塘旁边赏花，看到有金沙花枝条蔓延，开到了酴醾花的花架上，想到这两种花儿都是自己去年刚刚种下的，现在就已经开得这么好了。而且，红色的金沙花好像生怕被尘土弄脏似的，把枝条高高地攀到酴醾花的花架上了。
显然，话里有话。重点有三个：第一，花是自己不久前才种下的，亲手栽培的；第二，这些花儿的成长速度太快了；第三，花从土壤里边长出来，开花之后却嫌泥土太脏，拼命想要摆脱关系，另攀高枝。
这些弦外之音，苏轼完全听得出来，所以苏轼那几首和诗也在旁敲侧击地围绕着这些意思来写。
书亦泽
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琢磨“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就会发现原本很突兀的议论其实暗有所指：也许是劝解王安石，说造物主虽然创生万物，但一来造物本无心，二来万物各有各的生机，时机一到就会自生自长，依照自己的生命意志自由发展。
在两个人的诗文唱和里，我们不难看出苏王二人的惺惺相惜。尤其是苏轼，一切的矛头，依旧指向了那些“新进小人”，但弦外之音总是若有若无、飘忽不定，再不像乌台诗案里的那些涉案作品那样容易被人抓到把柄了。
书亦泽
从两人曾经势同水火，到忽然惺惺相惜，这种转变你会不会觉得突兀？
其实，这种转变，既有心理基础，也有环境因素。
首先，这一对冤家虽然政见不同，遭遇却很一致：都曾经叱咤风云，又先后跌落深谷。既然同是天涯沦落人，就可以真正地谈谈心了。一谈之下，竟然相识恨晚，彼此都有了一个重大发现：原来对方不是坏人。
这样一种心态的转变很有心理学的意义：我们很容易高估自己的理性判断，认为靠着摆事实、讲道理，就可以说服任何人。如果有谁不能被摆事实、讲道理所说服，那就只能说明他要么被屁股决定了脑袋，要么用心险恶，是个坏人。
书亦泽
说服术最核心的秘诀只有一条，那就是你能让别人认可你的权威身份。毕竟人类作为群居动物，服从权威是亿万年的进化历程残酷筛选出来的生存本能。
一旦你真的理解了别人，你就会发现，坏人的数量远远少于你的想像。这种现象是我们作为群居动物的天性所导致的，我们会在一瞬间就把不同意见等同于敌对关系。
人越是容易给自己制造假想敌，群体凝聚力也就越强。高明的管理者最擅于利用这样的天性，给群体成员制造强大的、无所不在的敌人，非如此则不足以维系自己的控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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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也是更重要的一个原因，依然和“敌人”有关。作为斗争当中的失败者，苏轼和王安石非但彼此都不能再给对方造成威胁，相反，他们都有了共同的敌人，也就是那些“新进小人”。这些人都是由王安石破格提拔起来的，被委以重任，却能毫不犹豫地对王安石落井下石。
这样的结果其实不难预见，因为任何一种既需要力排众议，又求速效的做法，能够迅速拉拢过来的助手和盟友，绝大部分注定都是投机分子。
这样的人不会有什么操守，只会把个人的功名利禄当作全部的追求。正是这些人，在新法的推行过程里，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切责任都推到王安石的头上。
书亦泽
当苏轼和王安石会面之后，假如我们以小人之心揣测一番的话，我们就有理由相信，一起奚落那些共同的敌人最容易拉近这对老冤家的感情。
在人类的历史上，恨从来都是比爱更加强烈的羁绊力量，共同的恨比相互的爱更容易让人化解成见，缔结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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