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和司马光曾是当时备受瞩目的嘉祐四友之一。
年轻时，他们都曾在同一个机构中担任完全相同的职务，一时间两人互相倾慕。司马光仰慕王安石非凡的文才，王安石尊崇司马光高尚的品格。在同僚们中，他们俩的友谊成了某种典范。
王安石与司马光曾是亲密的朋友，司马光非常欣赏他，起初也支持他的变法。后来，因王安石主张变法，施行新政，而司马光有一些反对意见。政见的不同，使这对本来相互唱和、互相赞美的老朋友、智者名人，竟然好像有了解不开的深仇大恨，成了两只好斗的大公鸡。
有一次，在洛阳国色天香的牡丹花开时节，包拯邀集同僚们饮酒赏花。酒宴中，包拯敬酒时，官员们个个善饮，自然毫不推让。
但是，王安石和司马光都不擅饮酒。当包拯给司马光敬酒时，司马光碍于情面，一仰脖就把酒喝了。包拯敬到王安石时，王安石却执意不喝。于是，全场哗然，酒兴顿扫。
此时，司马光大有上当受骗、被人小看的感觉，于是就喋喋不休地辱骂起王安石来。王安石自然不示弱，也就以牙还牙地痛骂司马光。原本喜兴的场面，瞬间污言秽语满天飞，令人尴尬至极。
自此，王安石得了个“拗相公”的称号，司马光也有了个“司马牛”的绰号。两人间的“怨仇”也更大了。
接着，王安石这个“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派领袖根本不把司马光放在眼里。他就像一位斗牛士，当看见凶猛的蛮牛冲过来时，还嫌不够刺激，竟然不断挥动手里的红布，使得牛变得更加愤怒。
这样一来，司马光又是上书皇帝，又是面陈陛下，竭尽全力地告“拗相公”的御状。罪状之一是“不晓事，又执拗”；罪状之二是拉帮结派，利用皇帝给的权利，笼络了一大帮江西等地冥顽不化的蛮子扰乱朝政。直到把王安石搞下了台，司马光才罢休。
王安石一次变法，与宋神宗心心相印；然而，这次变法几乎令他遭受众叛亲离，曾经亲近的朋友一个个疏远。
变法之初
北宋建立初期，存在着许多弊端，其中包括过度重用文臣所导致的冗官、冗兵和冗费问题。
宋朝如同背负沉重包袱行走，这种负担不仅妨碍了民富国强的实现，还让其面临着西夏和辽的攻击，有可能导致国破的危险。
因此，当时的宋朝，无论是新党还是旧党，都提出了改革策略，以解决宋朝的问题。
旧党志在保持宋朝的国运昌盛，他们倾向于采取“缝补”之策；而新党则以改革换代为手段，力图使国家富强，民众昌盛。
宋神宗是一位勤奋治国的皇帝，王安石多次以《易传》中的《泰》和《否》为引，来加强宋神宗的改革意志，促使其亲近贤臣，远离小人。
在这种情况下，宋神宗便任命王安石为宰相，从而正式启动了变法。
改革初始，便遭遇诸多阻力。保守派的吕诲列举了王安石的十项罪状，斥责他是“似忠而实奸，似信而实诈”。
吕诲在朝堂上不断磕头，直到额头溢出鲜血。
他所列举的王安石的十大罪状主要包括：王安石前倨后恭，有政治野心，无视朝纲，不尊重皇上。不够包容，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结党营私，设立条例司，不仅专权，同时不愿意用贤德之士，反而任用奸邪小人等十条罪状。
宋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的改革，因此在收到这份奏章后，勃然大怒，立即将吕诲贬谪离京。
吕诲在离开之前特意与司马光见了一面，表达“一切都交由你了，请尽心尽力，坚决与王安石那个狡诈小人对抗到底。”
司马光起初对这一任务感到困惑，他觉得吕诲的指责有点过分。
最初的朋友
在宋仁宗时期，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王安石等人早已是声名显赫的四友。
昔日，当王安石名声黯淡之时，吕公著便向皇帝推荐了他，这两位兄弟情同手足。
即便受到皇帝的赞赏，王安石依然心怀感激之情，向皇帝表达了这样的劝告：“如果吕公著不能担任宰相，我宁愿不再做官。”
然而，吕公著后来也选择了反对变法的立场，他对改革的反对程度甚至超过了司马光。
曾经与我关系最密切的朋友，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
王安石变法的发端，乃源自韩维与其紧密的交往。他与宋神宗关系密切，几可谓其良师益友，正是他向宋神宗推荐了王安石，为变法铺就了道路。
韩维最初郑重其事地表示，王安石当时乃是一位非凡之才。直到此时，宋神宗才决定任命王安石担任江宁府知府。
王安石的才华后来得以展现，并因此受到重用，开始了变法之路。然而，与此相反，韩维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与昔日的好友反目成仇。
除了韩琦，还有过去三朝的贤相，以及这三位好友。
韩琦多次与王安石对立，曾反对青苗法和方田均税法等变革措施，认为这些举措不但无益于民众，反而会加重民生困苦。
王安石虽然韩琦的观点常常与他相左，但他却对韩琦赞赏有加，称其为一位勇于直言的忠臣。
后来，这些人与王安石逐渐疏远了。王安石的变法使他与昔日的朋友们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甚至差点招致了众叛亲离。
究竟是什么变法，王安石如此坚定地推行呢？
变法的核心
青苗法、募役法等举措的目的在于使国家富足而不加重民众负担，不增加百姓的税赋，从而使国家获益。
国家在人民经济拮据时，为其提供贷款，避免了他们向地主借高利贷。这不仅使人民受益，也有助于国家增加收入。
王安石曾进行教育改革，此外，还实施了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等一系列措施，这些都是为了增强国力、壮大军队等方面着想。
科举制度已不再以唐诗宋词、四书五经为标准，而是更注重考察策论，以选拔真正有用的人才。这一项改革措施成为了唯一被后来的旧党延续下来的。
王安石的变法确实对当时的宋朝国力产生了巨大的增强作用，以至于连列宁都称赞他是一位杰出的改革者。
变法的推行不仅触及了封建地主的利益，给改革蒙上了重重困难的阴影，与此同时，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大量提拔小人，致使贤者离职。
因此，在政策改革之后，甚至连曾经的盟友司马光也挺身而出反对。司马光最初的反对态度并不激烈，曾多次书信与王安石往来。
你担心的是，尽管吕惠卿、蔡京等人品行有瑕疵，被视为小人，但你仍然将他们任用于关键职位，使其成为变法的主要执行者。这样做可能会招致风险，让你自食恶果。
王安石表示，变革初期需要聘用具备才干和执行能力的人才，以确保变革得以顺利实施，而后可考虑聘用德才兼备的人才。这是智者的做法，仁者的态度。
官员的素质评定不仅仅涉及品德，还需要考量其才能，即其对民众所能带来的实际利益有多大。
司马光却对此表示怀疑：“君子进退有度，但小人进退难料。如今小人当道，横行霸道。一旦执掌权柄，又岂能轻易削除？你何以确信他们不会扰乱治局？他们终将成为你的敌人，那时你将自食恶果。”
一语成谶，正如司马光所言。
小人得以得势，实施了王安石的变法，尽管变革的执行力颇为出色，但随之而来的是对百姓的不良影响，致使民生困苦，民不聊生。
这究竟是为何呢，以至于连王安石那位才华横溢的儿子也因之而逝去？
变法的失败
在熙宁六年至七年初这段时期，天灾人祸，大旱肆虐，民不聊生。人们相互以身殉食，女子生下依旧值得嫁给邻里，而男婴则被埋葬在草木之间。宋神宗对此深感忧虑，他下定决心推行变法不负初衷。
百姓扶老携幼，身体骨瘦如柴，死尸遍布大地，老鹰在空中盘旋，树木干枯枝叶凋零，土地因干旱而龟裂，连树皮也被吃尽，当时的场景何等惨烈！
民众的食物不足以填饱肚子，衣物也无法遮掩羞耻，一些人甚至没有鞋子，只能光着脚走路。他们扛着破旧的小包袱漂泊在外，沦为流浪乞丐的境遇。
已经深深困扰着王安石的是，他早已远离了最初的初衷，过去的错误已经无法挽回，他决定通过调整人事来弥补这一过失。
太后和太皇太后接到请求后，老党也打算借机清除王安石。
太皇太后和高太后，分别是宋神宗的祖母和母亲，均属于反对变法的保守派。
指责王安石祸乱天下，她们跑到宋神宗宫中哭诉，质疑“祖宗之法焉能变之？”结果导致王安石被罢相。
吕惠卿在王安石离职后，开始实施改革措施。
在吕惠卿的统治下，宋朝的状况变得更加艰难，可以说他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统治者。
吕惠卿却坚守政权，继续实施不当措施，尽管后来王安石再次受启用。
王雱心怀念父亲，怀抱着天下苍生的期望，渴望铲除这个罪恶之徒。
王安石引以为豪的儿子是王雱，他是一位神童，22岁便考中了进士。王安石因此向旧友吹嘘：“我的儿子读书一遍就能背下来。”那位朋友却不屑一顾，说：“哪个家庭的孩子读书读两遍呢。”
这个故事充分展现了王雱的才华，他试图指责吕惠卿并列举他的罪行，以摆脱这个小人，然而却被吕惠卿出其不意地反击了。
因此，王雱因心疾早逝，年仅33岁，而王安石也因此事件被罢去官职。
王安石心头的这段经历一直是他的心结，从那时起，他变得非常心如止水，晚年还曾寄给女儿一部佛经，希望她能从中领悟更多。
除了家人和朋友的离散，还有宋神宗的态度。最初，宋神宗全力支持王安石的变法，一些臣子称赞说他们“宛如心心相印”。
王安石会立即指出宋神宗的错误，即使当时他们曾一致合作，共同推行改革。
随后，宋神宗开始犹豫，导致变法计划变得更加难以继续推行，进而使王安石陷入孤立无助的境地。
王安石主动摘下了头上的乌纱帽，打算辞去官职，隐居退隐。自此之后，他可以在辽阔的海洋中自由畅游，任凭鸟儿在高天飞翔。
宰相王安石素有贤明之名，平日里甚少乘坐马车，退隐之后则经常选择毛驴为行乘。他雇用了一位老兵，委托其牵引毛驴，随意徜徉于山水之间，领略自然之美。
王安石遇见百姓时，也会高兴地打招呼。
王安石的妻子为他做了两个袋子，一个用来装书，另一个用来装饼干，其中一半用来填饱肚子，另一半则用来喂养她的毛驴。
这是王安石晚年的模样，1086年，他辞世。
闻知此消息后，司马光感到黯然失落，他说：“光与介甫虽然所追求的方向不同，但最终目标却是一致的。”
司马光极力称赞王安石的文章，并反驳了那些诋毁王安石的观点。他表示：“王安石的文字之处堪称非凡。”
遵照这一立场，向朝廷呈报建议，主张对王安石给予高规格的礼遇，因而王安石被追赠为太傅。
虽然司马光和王安石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差异，但他们曾经是忠诚的朋友，彼此之间保持着高尚的交往。
1086年，后司马光也去世，与苏轼同年辞世。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