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以前的中国,有两个群体受到严重的歧视,它们没有正常的社会和政治地位,要么游离于权力之外,像是孤魂野鬼,要么充其量是权力的奴仆。这两个群体,一是除了儒家以外的,有自己独立思想的知识分子。二是商人。
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社会,人们唯一尊重的就是权贵,而权贵的权力,则需要靠经过篡改的儒家学说给予维护。平常的“学而优则仕”,经过专门的解读后,就成了书生希望通过读书取得佳绩,然后进入权力体系的独木桥,也是读书人媚权心态的生动体现。
所以说,孔子学说本来有很多思想精华,但经过统治者的御用文人的修改,尤其是经过西汉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倡议,成为了国家的意识形态。他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以及仁、义、礼、智、信”这样的“三纲五常”(五常可以为现代所用,三纲即是糟粕),夸大了孔子的等级思想,从而在有些人眼中,自然就是糟粕多于精华。
至于通过交换、交易和贸易,平等创造财富的商人,他们获得统治者和大众的认可和欣赏,又远在读书人之下。因为传统中国社会从上到下,历来将实用置于生活的首位,缺乏凡事追根究底的思辨习惯。又因为逻辑是追根究底的思辨的基础,所以思辨匮乏也就造成了逻辑的匮乏,更不要谈成体系的逻辑学了。
不会逻辑推理,使得许多人们无法想明白贸易是如何创造价值,如何促进生产的发展,将人的劳动产品转化为财富的经济学基本原理。
最使国人普遍讨厌商人的原因是,顺畅持久的商贸,终究不能凭借强力,不能依靠强买强卖得到维持。人与人之间,实体和实体之间商贸的顺利进行,需要在自由平等的买卖双方之间进行,但这恰恰是违背作为当时国家意识形态的儒学精神和纲纪的。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在过去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读书人,和作为体制外市民或游民的商人之间,也是相互轻视甚至敌视的。读书人认为商人唯利是图,坑蒙拐骗,不劳而获,不讲情怀和道德;商人认为读书人纸上谈兵,伪善迂腐,不劳而获,百无一用。(可笑的是,在旧派人的眼中,非要是那些改变物质形态或形状的操作,才能称得上是劳动。像牛顿、爱因斯坦、达尔文、建筑设计师和程序员等,统统要列入不劳而获的群体中。十分荒谬)。
况且,一旦社会氛围在商品买卖的影响下,变得自由平等,将给建立在主仆制和等级制,比如儒家的君臣关系和“三纲”基础上的皇权等,带来极大的冲击。而那些想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凭借跪拜和被跪拜来获取情绪价值的人,将感到格外的失落。一旦社会上人与人之间崇尚公平交换,那么就不再能享受到免费和搭乘便车的惊喜,也没有了通过道德绑架获取利益的机会。
而且,在贸易和交易的过程中,卖方时常会有“王婆卖瓜”的行为,夸大自己商品的优点,掩盖它们的缺陷,这原本是人之常情。这就需要买方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具有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用自己的头脑去鉴别,这样尽管会耗费买方的精力,提升交易成本,但可以培养健全与独立的人格,推动社会方方面面的进步。但这样的改变,也是当时的统治阶级所不愿意看到的。
最后,笔者起哈耶克的一句名言:“一个有钱人掌权的社会,要好过一个有权才能有钱的社会”,如果把它改变一下,变成“一个自由人有权的社会,要好过一个掌权后才能自由的社会”似乎也同样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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