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无情画舸,载离思,各西东。正佳节惊心,故人回首,应念匆匆。殷勤彩丝系臂,问如何、不系片帆风。醉里阳关历历,望中烟树蒙蒙。驿亭榴火照尘容,依约舞裙红。纵旋采香蒲,自斟芳酒,酒薄愁浓。功名事,浑几许,甚半生、长在别离中。不似东来潮信,日斜还过吴淞。
——(元)张野∙木兰花慢∙端午发松江
节日,或源于历法节气、宗教祭祀,或纪念重大历史事件与人物,衍生出林林总总的节庆习俗。而不论是祭祖接福还是观灯赏月、舞龙竞舟,“避邪趋吉”的祈愿不可或缺,“团圆和美”的形式更是必不能少。
于是“别离”这一桩自古以来就令多情人黯然神伤之事,到节日里难免格外容易惹动愁肠。词人在端午日离开松江,词笔落处,是他孤立于自己的船头,与载着她的另一艘船反向而行,眼看着彼此之间的距离被迅速拉开,终至迢遥难及。没有“杨柳渡头行客稀”一类的自然景物描写,也不用“江风引雨入船凉”的客观氛围渲染,只任由郁积满怀的难分难舍冲口而出,直截了当,痛恨画舸无情,“载离思,各西东”。
满船都是离思,竟不见人,他自己的肉身不复存在。读来不免让人悬心,唯恐那区区一叶扁舟,“载不动,许多愁”。明明正逢佳节,可势在必行的别离根本不许延俄,也无法改变;明明两情相悦,可早已注定的阻隔就是不容忽略,更无力跨越。欲住也,留无计,他终归要走,她也只好相送。此时的她,是不是也一样无奈凄惶?
想象里她的容颜旋即转接出临别的画面。她来之前刻意妆扮过,红、黄、蓝、白、黑的五色丝线编织成缕索,应节景系在手臂上。再次点明分手的时间,也暗示她带来的驱邪迎吉的祈愿: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她的周到,反而让词人愈发难过。一边是情深难舍,一边是兰舟催发,他已在尖锐的矛盾冲突里酩酊大醉,愤愤然冒出一句:你既然能把那几条丝线系在手臂上,为什么不用它系住吹向我船帆上的风?!——你为什么不留我?!这蛮横的,无理的,不知好歹的一问,语言通俗,形象逼真,寥寥八字有千钧之重。情到深处不自由的,沉重的无奈与凄楚,比柳永笔下“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的实景白描还要凝炼有力。
他是真的醉了。这一醉不仅在临别那一刻,更在别后这一路。眼前阳关历历,烟树蒙蒙,叠字的运用抑扬顿挫,凸显出别情依依,而去路茫茫。弃舟登岸,见到驿亭边盛放的五月榴花,联想起她裙裾的颜色,又强调一遍此刻与她已相隔很远,相爱不能相守的现实——相思之苦之酷无从逃避,只剩下呼酒买醉一条路了。可眼前纵有多少良辰美景都是虚设,三杯两盏淡酒又能浇得几多愁去?!抑郁之间词人转过头来又埋怨自己:既然如此不舍,为什么还是要走?功名利禄究竟有多重要,值得用一生与爱人的聚少离多去换取?!
可心里怎么想是一回事,现实里能怎么做又是另外一回事。好男儿志在四方,中国人自古有这种压力,儿女之情再深再长再难以释怀终究必须退居其次。词人只好嗟叹着羡慕松江的潮信,能够天天日斜过吴淞,能够看到她也被她看到。
元代上承宋代程朱理学兴盛的余绪,儒生大多受到比较严格的儒家文化教育,普遍抱持传统的齐家济世观念。可元代蒙古贵族的统治格外严酷黑暗,汉族文人们若不能入仕,免不了终生穷愁蹙迫;一旦跻身官场,又陷入“道不行”的痛苦。现实没有出路,未来无从把握,元代文人之群体“不遇”的状态,比任何前代都更为绝望窘迫。
张野于端午佳节,船发松江的忍痛割爱,是以对未来功成名就的满怀渴望和信心为前提的。然而一个小人物的理想或抱负,对于一个大时代而言多么微不足道,他到最后也没能摆脱元代文人共同的命运。他留下的词作中还有《鹊桥仙》三阕,其一流传甚广:
“无穷前古,无穷后世,分得中间百岁。人生七十古来稀,况八九、不如人意。荣枯梦幻,功名儿戏。争甚一时闲气。劝君从此更休痴,且拚却。”
到写下这种看似旷达洒脱,实则满腔愤懑的词句之时,不知词人有没有后悔过,在当年那个端午节的松江边上,为什么不取下她手臂上那几缕彩丝,系住自己船头那片帆之风?
元词数量不多,总体的艺术成就已难继两宋之盛。清代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认为“元词日就衰靡,愈趋愈下”,并非夸张。但作为那个动乱时代的折光反射,元代词人留下的作品当中还是很有一些颇值得玩味的。张野的词笔清丽洗净,长于捕捉一时一地的情境特点,其遣字造句往往用心良苦而出之自然,揭示和抒写内心细腻的情感,信手拈来,浑成无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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