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回到特殊的案件情境之中，却也不难理解辩护律师的情急和无奈。首先，在原审和重审过程中，法庭仅凭借当事人的“有罪供述”和多次变动的行贿人证言定罪量刑，有违刑诉法第53条“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等规定。
其次，一些被法庭认定的重要证据，也还存在若干瑕疵。比如，蒋永容2014年1月23日在贵州修文县看守所的供述，同步的录音录像只有画面，没有声音。这明显与最高法《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中“未依照法律和有关规定对讯问过程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应当予以排除”的规定相违背。为何原审和二次重审均认定证据收集合法？作为办案人员，难道不晓得非法证据“毒树之果”会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吗？
再看蒋永容1月22日在南明区人民检察院时的笔录。在原审时，这份笔录曾由于“被拘传之前曾长时间讯问，不能排除因其精神受到压制而作出了有罪供述的情形”被排除，重审法院却予以认定，原因是“当日检察院的拘传手续、视频材料、笔录材料相互印证，法律手续齐备，讯问地点等程序均合法”。问题在于长时间讯问是否存在。《刑事诉讼法》明确要求，“讯问应当保证嫌疑人必要的休息时间”。最高法曾在吴毅、朱蓓娅贪污一案中指出，这种行为已足以迫使嫌疑人、被告人违背其意愿供述，是一种“变相肉刑”，应认定为“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此情况下获得的有罪供述属于非法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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