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瞅媳妇”

“瞅媳妇”是陇东一带的方言，也就是搞对象、娶媳妇的意思。在我刚满十八岁那年，就已经有“媒人”开始踏进我家的大门，为我的“终身大事”而奔波了。

第一个登门的自称是我的“表叔”，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其实我都不认识，后来我父亲说，这个所谓的“表叔”其实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只不过想套个近乎罢了。父亲赶紧让我去小卖部买了一包“金丝猴”香烟，给“表叔”安了根烟后，我就生火熬起了罐罐茶。我母亲则进了厨房取了最细最白的面，开始做饭，我爷爷拄着拐杖踏进门就问“表叔”：“是那达的女娃？”这时，我才意识到，这男大当婚已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而是全家人的事。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村里人每次碰到我父亲，总要问上一句：“给娃把媳妇瞅好了没有？”

我父亲叹口气说，“唉！正‘打查’（寻找的意思）着哩，你看那达有合适的，给我留意着。”每次我父亲总忘不了要叮嘱这样一句。

一般对方都会沉思片刻，然后说：“我给你问问，我给你问问。”我这婚事似乎成了全村人关心的大事！

那位“表叔”在我们家吃饱喝足之后，话多了起来，给我父亲说，山里有个女孩，很早没了母亲，从小学会了吃苦，如何的能干云云，说得我父亲动了心，当场约了去女孩家里见面的时间。

走了几十里山路，在“表叔”的带领下，找到了女孩的家，家里只有女孩的姐姐和她父亲，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在一起吃饭的时候，“表叔”和女孩的父亲天南海北地扯着闲话，女孩的姐姐问了我的多大，有没有上过学，我都一一作答。女孩则在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才偷偷地看我几眼，那顿饭是细面面片，很劲道，炒了一个青椒，姐姐说这顿饭是妹妹做的。

临走时我从口袋掏了一把“洋糖”，递给女孩，女孩大大方方地接了过去，低着头说，“今天饭做得不好，别见笑。”我连连说：“很好，很好。”走到大门口时，女孩的姐姐走过来说：“塬上水就是好，你长这么好，我妹妹在山里受了很多苦，要是你们的事能成，到了塬上，她就享福了。”我看着她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觉得心里酸酸的。

回去的路上，“表叔”一路说着女孩及家人的好话，临别时问我对女孩是否满意，我不知可否，只是莫能两可地说：“我暂时没有意见，还要回家和家人商量商量再定。”其实我当时真是没有主意，我知道我心里在意的是女孩从小因为在家放牛而没去读书，但又觉得女孩好可怜！

我还在纠结呢，“表叔”征得了我父亲的同意，带着女孩来“看家”了，女孩是姐姐陪着来的，我也提前叫来了我的姐姐，一则帮着母亲做饭，二则还可以帮我参谋参谋，拿拿主意。我把家里里里外外弄得干干净净，把根本没时间看的一大堆科学种田，发家致富得书摆在床头桌上最显眼的位置。扫去粮囤上的浮土，一个还是满的，另一个也就吃了三分之一多点，看着心里踏实了不少！甚至我还把我们家那头牛和驴的毛都给梳了一遍，看上去毛色发亮，精神十足。

早就听说，女方第一次来男方家里主要是看“家当”，要看住宿的条件、粮囤的大小，牲口的多少，家庭成员的精神面貌等等。不过穷人最不缺的就是“智慧”，经常听说一些类似小品故事里的情节，相亲时，没牛的跑去邻居家借牛，没粮食的更好办，粮囤里装上柴草，草木灰，面上装上一层粮食，好在我们家用不着费这样的心思。

热热闹闹的吃完饭，女孩和姐姐从表情看，似乎对我们家很满意，临走时我姐姐拿了一双新买的袜子送给女孩，我和父亲，姐姐送着他们三人走了很远，沿途村里人远远地看着，指指点点，待我们往回家走时，碰到了我父亲的堂弟，我的叔叔，他显然已经看到了那个女孩，对我父亲说：“不能要山里女娃，水不好，现在都能看出来，走路有点瘸，以后上了年龄，肯定腰腿疼，干不了重活的，咱塬上娃娃为啥要找山里娃娃，这是娃一辈子的大事，可不能糊涂。”叔叔的话似乎一语惊醒梦中人，一直都没发表意见的父亲和姐姐纷纷表明了态度：“咱不能找山里的！”

我的第一次相亲就这糊里糊涂的结束了。

尽管我生活在塬上，长得不瘸不拐，可我在以后相亲的道路上却屡遭挫折，结果永远只有两种，不是人家看不上我，就是我不满意对方，我父亲则越来越焦躁，心情变得沉重，有一段时间，他几乎天天往街上跑，其实就是找媒人给我说媳妇。

“天下无媒不成亲”，已经成了大家的共识，说媒绝对是乡村非常吃香且收益可观的职业，每逢集市，总能看见三三两两坐在乡镇街道里的房檐台上，吃着长长的旱烟锅上了年纪的老汉，没准就是说媒的。

媒人靠的是嘴上功夫，三寸不烂之舌，那些成功率高的媒人总能把一桩看似不可能的婚事给说成，其实大多靠的是谎言，而且能在很短的时间内促成婚姻，婚后问题出来，双方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总会有人出来提醒男人，闹个啥，凑合着过呗，不疼人还不心疼你的钱啊！

在谢媒这件事上，几乎没有人含糊过，从早几年的两只鸡、两条烟，两百元，到后来的上千上万元，似乎都觉得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大家都倾向于认为说媒的嘴里没有一句实话，可在面对着儿子找不到媳妇的窘境时，还得提着烟酒去求媒人，事成之后，当那些不知足的媒人在拿到男方的酬谢后还去找到女方娘家，试探着说：“给你娃说了亲事，你还没谢媒哩么。”这时最大的可能是得到一顿臭骂后轰出了门，说辞基本也是一样的，“给我娃说的那啥人，当初说有多好，现在啥都没有，你还好意思来。”这种说媒的可能就要被诅咒一辈子了，我母亲就是这样，不高兴了就骂媒人。

“见了亲事说成”，是农村里人一个善良的愿望，像我这样不善言辞、木讷的人居然也说成了一桩亲事，好在男方女方的都是我的亲戚，彼此知根知底，成事也就没费多大气力。

在我二十二岁那年，我这婚姻大事终于有了结果，一个月之内完成了从第一次见面到定亲的全部流程。不过第一次见面是在集市上，见面无话，还是给女方一把“洋糖”，互相看了对方的家及家人，第三个礼拜去女方的家里谈彩礼和定订婚的日子。

在女方家只铺着一张芦席的炕上，我和父亲，媒人及女方的父亲、叔叔，谈了整整一夜。其实现在想来，在我人生经历中，这样一场特殊的谈判是那样的艰难却又不乏精彩，媒人总是一遍遍地说着：“不做亲是两家人，做了亲是一家人，大家要互相体谅，娃娃以后还要过日月活人哩。”我父亲显然不具有谈判技巧，脾气急躁解乏耐心，最终，在我父亲不断地让步中达成了共识：给女方彩礼5600元，订婚时付一半，结婚前付清，不能欠账，确定了订婚时间，结婚前给女方买十身衣服，买衣服地点在县城，女方陪嫁一辆飞鸽牌自行车等等。

结婚给女方点彩礼，这件事似乎由来已久，从我大姐那会儿几百块，到了我二姐涨到一千元，到我那会儿时已经五六千元了，按当时我家的经济状况，这五六千元无疑是一笔巨款，还好，我父亲和我选择外出承包土地种粮养牛来筹备这笔钱。而村里更多年轻人的人则选择外出打工去挣“媳妇钱”。甚至还在学校读书的孩子也被父母硬生生地拉回家，送上外出打工的路，在这些孩子的父母看来，让娃早点出去挣钱娶媳妇才是正道，上几年学再去找工作挣钱，不是白耽误时间么！

在我结婚后的很多年，彩礼这种东西的数目一直在飞涨，连央视这样的媒体也惊动了，做了一期名叫“陇东婚事”的新闻调查节目，一时间，媒体关于“天价彩礼”的讨伐铺天盖地，地方政府出台政策，大有一夜之间扭转乾坤之势，但收效甚微。有人分析了“天价彩礼”的成因：男多女少、嫁女解困、相互攀比、嫁女补偿、媒人助推，其实越是偏僻、越是贫困的地方越是突出，也许只有真正消除贫困后，钱也就不是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