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女儿在上中学，本应是一生中最单纯的时期，可是有一天她问我:“今天一个同学去医院看病，没大人陪同，会不会挨宰?”我听了一愣，医院又不是个体服装市场，挨什么宰?
她说她同学一去就做心电图，钱用完了，医生又开了100多块钱药，只好回学校借钱。我说，第一做心电图排除一下心脏问题，也许是需要的;第二心电图的价格是固定的;第三，至于这100多块药费嘛……我忽然觉得没什么底气再解释。女儿反问:“一个中学生一看病就要查心电图?”我终于彻底没词儿了，因为关于医院的高额检查费和大处方问题的报道，早已遍布各类新闻媒体，人人心知肚明。
单纯的少女面对圣洁的“白衣天使”，生出如此的警惕与怀疑，天下最纯洁的两个人群，相互关系忽然变成了这个样子，很让我寒心。
但更可怕的还不止这些。
我女儿他们这一代人，对“人类灵魂工程师’ --教师的戒心与怀疑，比对“白衣天使”更甚。我一个同事为孩子请了数学家教。那个老师一次辅导16个学生，每人每次100元，就是做题、批改，2 小时一到，走人，下一拨接着来。那个老师半天教 30多个学生挣3000多块，我的同事和他孩子怀疑这样“家教”的效果，更怀疑那个老师的品德。这当然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不过，不太极端的例子，就太多了。
我以前经常想，社会上出现一些惟利是图的奸商和贪官，就已经很让人够受了，千万别在其他领域蔓延开来。不幸的是，惟利是图的医生和老师就是冒了出来，把他们中的某些人称作“奸医”或者“贪师”，好像不算过分，虽然这样称呼我一贯尊敬的职业，令我十分痛苦。
这一代小孩子一天天长大，越来越多地接触社会，应当给他们一个有利一点的环境。我们大人经历过“文革”等复杂年代，内心有了不少的伤痕和污垢，有点像一个吸烟多年的老肺。岁月已经进人21世纪了，小孩子们的肺不应该再长得像我们的肺了。他们的内心，不应当再有太多的污垢，心理更不能畸形。社会应当让他们活得更像孩子才好。
如果最需要信任和尊敬的崇高职业，比如教师、医生等等，都渐渐失去了人们特别是孩子们的信任和尊敬，一个社会可能迟早会有深层次的问题，可能会比贪官和奸商的问题更麻烦。
加入WTO了，一般认为，我们的孩子这一代去和世界人民交流，主要的障碍是语言。但我发现，他们外语的现状和前景，比我们估计的要乐观得多。他们与世界交流更大的障碍，说不定是在另一种语言，即思维逻辑上。
有一次，我对女儿说起，在法兰克福，我问一个德国老太太歌德故居怎么走，不知为什么她不理我，走了。女儿说，她怕你打劫。我说，大白天，大马路，我这样的人，打什么劫啊?你可以认为是老太太不懂英语，或是耳朵背，或是社交恐惧、老年痴呆……随便是什么，也不该是怕我打劫啊!
能怪女儿心理阴暗吗?不能。是我给她看了那么些报纸，上面说有人被问路者喷了一口麻醉烟，晕倒了;有人在街上被人刺了毒针，昏迷了3天;还有人被怎么怎么了……我不断告诫她上街要提高警惕。我女儿的老师，今年“五一”节前在班会上，也告诫全班同学，假日期间外出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认识的人千万别理，就当作没听见，一直朝前走。
现在，我和我的同龄人，每天都处在教育儿女的矛盾和尴尬之中:一些社会情况，包括某些医生和教师道德堕落的情况，不告诉他们，不行;国际通行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不告诉他们，也不行。而两者常常是冲突的，在一边是正常的防范意识，在另一边可能就是被害幻想。
我看过电视上一个清谈节目，主持人是个年轻人，两个嘉宾一个是在法国呆了10年的年轻的中国画家，另一个是年轻的意大利商人。在谈到德国人把柏林墙碎片装进工艺品盒卖得很贵时，主持人说，怎么肯定那就是真的柏林墙碎片呢?旅法中国画家也说，我也老是这么想啊!意大利人一听，毫不客气地打断他们，斩钉截铁地说:“德国人做的事，你们不用怀疑!”
三个年轻人说的都是汉语，但我感觉，他们说的其实已经不是一种语言了。
我听人家说，他们接触过的一些美国成年人，头脑单纯得像孩子;我很害怕他们对应着说出下半句--咱们的一些孩子，比美国老头儿的头脑还复杂。我常常担心，我们的孩子要是和外国人打交道，脑子里想的会不会和外界的实际情况分裂呢?我还担心，他们走向世界以后，甚至像那个旅法画家那样走出去10 年以后，对待医生和教师，对待问路的人，以及对待别的人的分析判断和行为方式，老也变不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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