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我的小村卧在阳河东岸。 她像北方所有的村庄一样，贫穷安详。
院落简陋，屋顶是苫着淋了一季又一季霉烂的麦草。总有几家的院墙禁不住雨淋，倒塌几段，又忙秋忙麦，村人来不及修理。有鸡有鸭钻到邻家啄食了米菜，拉了粪便。阴天下雨凑空打老婆的事都有，这点鸡毛蒜皮的事，也会引得鸡飞狗跳。满街满胡同的农人们便闲的劝架，架秧子，热热闹闹一晚上。第二天照常听生产队长吹哨子去下地干活，只不过相互见了呸呸呸，虎着脸不搭腔。
村西头有两排房子，是村中小学，是那种缮了麦秆，又镶了一溜红瓦的土墙房。在村里也算不错的了，还按了镶着玻璃的窗户。土垒打的院墙一长溜，总被淘气的孩子挖个洞洞，上学时走近道会钻进钻出。
那时上学不分年龄大小，每个班总有几个年长几岁的大个子竖在教室的后面角落。或由于上学晚，或由于连年留级。 他们躲在后面嘀嘀咕咕出洋相，就等着混小学毕业证。
有些孩子往往仗了自己个子高资格老在班里称王称霸。上学时，他等在家里吸溜吸溜的捧个大白碗喝稀粥，要让村南村北的孩子去他家聚齐，才浩浩荡荡的上学。
哪个不驯服，免不了挨点欺负，哭哭啼啼的回家让家长找上门去，闹个稀里哗啦。那个个高的挨上家长几鞋底子，嗷嗷的蹦几蹦，鼻涕泪水的糊一脸，会收敛几天。
学校的铃声是挂在院中槐树下的一大块锈铁，需要用铁棍敲响。每当值班的老 师敲响放学的铃声，那些孩子会变成猴子刷刷的一下子跑没了影。
学校是没作业的，有作业也没几个完成的。代课的老师拖家带口，常常挽着裤腿一身泥一身水从坡里浇地回来，根本没时间批作业。
那些女孩子们放学后就去挎了篮子挖菜拔草喂猪喂兔子。那些调皮的男孩子就去阳河边上拿了土坷垃，扯开嗓子，跟河对面的孩子们干仗开火。
爱护 村庄的名誉足以叫这些初生的牛犊热血沸腾。“恁家庄，喝屎汤，喝不了，又舀上。。。。。。”他们在河对岸扯嗓子骂我们村。我们就捡砖头瓦块土坷垃扔过去砸他们，回骂他们村。
河道太宽，除了有几个可以扔过去，大都落到了河底。扔过来扔过去，有几个胆大的想冲下河滩，总被土坷垃轰回来。
吵吵嚷嚷，偶尔大人也会参与。往往到天黑的看不到人影，村里炊烟四起，村头传来大人们的喊回家吃饭的声音，他们才兴尽散去。
一茬又一茬， 他们的童年就是这样反反复复闹闹腾腾的在开火打架中逝去了。
不几年下巴底下冒出小胡子，他们约着下学逃学。他们得学手艺，上坡下地，养家娶媳妇。阳河岸边的渐渐少了他们的身影。
那时的电影大都是打日本鬼子的片。我们孩子的游戏也就是好人抓坏人的游戏。姑姑，姐姐们他们一帮玩 耍时，我们这些跟屁虫总碍手碍脚的瞎窜捣乱，像没头苍蝇一样仓皇的躲着假想的敌人。他们今天玩过，明天再换角色玩。我们偏偏认准了前天的敌人，见了就嚎叫着躲着跑。
直到有一次，我和妹妹一出门，见了昨天扮敌人的大孩子，扭头就跑，一个趔趄，脑袋撞在墙角，哇哇大哭的同时，我感到热乎乎乎的血糊住了眼睛，流过下巴。
懵懂的童年给我的额头流下了一个永久的伤疤。
小村中的女人永远是没有午休的，孩子一大堆，大大小小的挨个生。除了办伙食，一大家老老少少的衣服鞋袜全部要用手缝。她们怕在家犯困，全拿了针线笸箩来大街上。
树荫下，拉着家常，数落着公公婆婆的不是，东家长李家短。怀里再奶个吃奶的孩子，嗤嗤啦啦，纳着鞋底。闷热难熬的一个中午就打发啦。
春末， 村里小学从邻村转来一个叫李胜利的男孩，比全班同学还高一头。听说是由于经常打架被本村开除，来我们村住姑姑家。
那个男孩我只见过一次，眯缝着小眼，黄瘦黄瘦，脸上总有几道伤印。听村里姑姑他们一班的学生说，他是个打架的小魔王。
临 村有个苹果园，那个叫李胜利的就约了几个胆大的去偷苹果。我们村有一对 双胞胎兄弟，自幼失去双亲，跟奶奶过活，在村里惹是生非，经常见了奶奶拿了擀面杖追着打。这俩兄弟很快与他合一伙，村里人无不 摇头，要自家的孩子们都躲着他们走。
那时的苹果是非常稀罕紧缺的，却常见他们啃着脆生生的苹果。谁听他的指挥就给谁咬一口。原来他们把村里场院的麦穰垛掏空了，把秋天偷来的苹果塞进去收藏，神不知鬼不觉地可以吃一个冬天。
终于在连读了三年的五年级后，用老师的话说都混成‘姥爷’了的夏天。他们结帮去暴涨了洪水的阳河里玩水，差点出了人命。老师让他们褪了裤子，当了全班男女同学的面，用鲜嫩的柳树枝抽打屁股。他们没有反抗，没有哭喊，只是自此永远离开了校园。
他们的奶奶更是管不了这两个小祖宗，求生产队长让他们去坡里看庄稼， 防止邻村的人来偷。效果是极好的，玉米棒子啥的除了兄弟俩烧着吃，竟没丢一个。
有一大段的日子，我们跟着姐姐，姑姑们捡杨叶，拾柴禾。
秋末冬初，一定要等到透霜过后，光亮亮的太阳一出，阳河两岸的杨树叶子便随风哗啦飘落。翠绿的叶柄朝上，叶面朝下扑在地上，潮湿霜重。大人们用大竹耙子哗啦啦的篓成东一堆，西一堆。我们小孩子往往用大针印上长线，一片片的穿成沉甸甸的一大串。又累又好玩，也能帮大人干点活。
大人们用大筐背回家，晒在街头巷内，翻晒翻晒，不几日再一圈圈的垒垛起来。谁家的柴垛要是最大最圆，整个冬天就是富足的。
我们也想快快混到上学的年龄。我们经常钻过校墙的窟窿眼，爬窗户看他们念书。那两个胳膊肘在水泥课桌上磨出两个洞洞，露出的棉花也让我羡慕的很。
我们这茬孩子要等到过完麦收才可入学，我们大都黏在母亲们身边。转来转去，她们纳鞋底抻线要胳膊伸老长，免不了不小心挨上针扎，嗷嗷哭几声也就了事。
那天的午后，村里的女人们又围坐了一圈做针线。我和妹妹在母亲身边玩泥巴， 浑身泥猴子一般，母亲哭笑不得，骂来骂去。忽见我和妹妹的鞋子都漏出大脚趾头找食吃，就哄我们去姥姥家要鞋样来给我们做鞋。
我们跟姥姥家邻村， 隔了河，走二三里路，过桥便是。我们姐妹好几个经常跟了妈妈走着去窜门。这是我们姐妹俩第一次去吧。
那时我六七岁，妹妹四五岁的样子，我们脸也没洗，就喜滋滋的去了。去的时候正好有同路的村人，他把我们送过小桥就走了。
我们在姥姥家被强洗了把脸，讨得鞋样就 牵着手回家啦。
这个时段阳河岸上没人，我俩是连捉蚂蚱带摘花，玩玩耍耍一路回家走。
我们进村有个三岔口，有两根道， 一条道直接进村，但需要从两个大孤坟中间穿过，听说坟年代久了会有蛇，没大人是不敢自己过的 。尤其听姑姑说，见了蛇，必须马上吐口唾沫抹到头发上，头发会湿粘一块，蛇一下子数不清你的头发就缠不住你。听听就吓人，万一让蛇数过头发来就坏了。
我俩在岔路口嘀咕，另一条道正是挨着那弟兄俩看庄稼的窝棚。我们踟躇着，不见一个路人。我们小脸苍白，呼吸急促，约着快速跑过那片庄稼地。
我们呼哧呼哧的跑着，离那个窝棚越来越近，忽然 就听见他们兄弟俩在地那头大声喊叫的声音，惊恐之中似乎也看见他们正站起身跑过来。我们姐妹俩立马魂飞魄散，呼喊着，没命的往回跑。
我们哭喊着刚跑过岔道口，就见一个村人磨了面 推了车子走来。他见我们哭啼啼的委屈样子，就停下车问我们。妹妹嘴快，就哭着说那兄弟俩不让我们走，要打我们。我也哭着符合。
那人是四五十岁的大叔，说话有点结巴，性子急，尤其爱打抱不平。他一听立马火冒三丈，把我和妹妹一边一个抱到独轮车上，走，跟我走，我去找他们去。
离那个窝棚还老远，村里的大叔就扯开喉咙喊那兄弟俩的乳名，大骂他们失了教训。
那兄弟俩一前一后跑过来，老大的手里还提着一只野兔的耳朵，逮住兔子的兴奋似乎还没退去，就莫名的挨上了骂。
村人结结巴巴的 骂他们，他们也大声地回骂，人越聚越多。指责的，劝说的，纷纷扰扰，我和妹妹只是吓得躲在车子后面嘤嘤的哭。浑然的望着这因我们而起的混乱。好像有谁挨打啦，我们只能大声的哭着掩盖我们的害怕和委屈。
最后好像快要平息了，人刚要散去，我母亲却正因为见天晚了我们还没回家找来啦。 一见我们姐妹俩哭成泪人，立刻火冒三丈，吵闹又立马升温。
我似乎听到他兄弟俩有一个委屈的哭喊，发着毒誓。
乱七八糟，吵吵嚷嚷，庄稼火旺盛的半个村子的人加入了这场吵闹。
那时没有路灯，天一黑就会伸手不见五指的。有几人甚至提了盏昏黄的灯笼加入乱糟糟地吵闹。
明日再说，明日再说，闻讯而来的大队长喊完话 ，人们才议论纷纷的散去。
我们姐妹俩吓得晚饭也没吃，就躲进被窝。听见妈妈为给我们挣个情理，喉咙都喊哑了。
我们刚要睡去， 听见敲门声，是他弟兄俩登门了。我们缩在被窝里，听见他弟兄俩要父亲亲口问问我们到底挨打了没有。我记得父亲把手电筒的光亮投到我们的床头，希望听到我们肯定的回答。
父亲一遍遍的催促我们回答，我们紧缩着，被问急 了，只好没好气的说我们不知道不知道。
事情总算没有争吵起来，那一夜就在愧疚委屈中过去了。
那件事再没被人提及，可是深深的压在我们姐妹俩的心头，不敢承认，也不敢说破。
好几年我们见了那弟兄俩就远远躲着走。只有一次他的弟弟堵住我们刚问了一句，到底我们什么时候打过你们，就被哥哥拉开了。
自此，我们只是远远见过他们越长越高的背影，再没见面对。
后来村子里规划，我们从村里搬到村外，整个村貌发生了很大变化。
幼时的小学校早消失了，无尽的歉疚仍压在心头，久久的。
在我初一那年，听说那哥俩都参了军，村里的大姑娘都争着嫁给他们，才颇感欣慰。
在我上高中那年，听说那个老大复原回来，为帮人家抬机器砸伤了，很严重。村里很多人去探望他。我甚至为了弥补幼时的无知，想辍学去照顾他一辈子，去诉说去忏悔，偿还那压我一生的债。
我只是动了动念头，终归没有勇气去实行。他不久就去世了，那年他二十四岁。
现在想来，当年那对早失去双亲的弟兄正忙了逮兔子，估计连我们的影子也没见到，就莫名的受了一村人的指责辱骂。
夜很黑，没人会听两个混孩子的解释。这似乎成了我原始生命里的罪，悄然地噬咬着我的心，偶尔夜里也来审视我的睡容。
我每当回村的时候总忍不住望望那片埋葬了他的那片村人的坟地，似乎还可听见当年他们委屈的辩解。
故乡随着岁月的变迁，早找不到了过去的一丝痕迹，我的心里却一直为他燃着祭奠的心灯。
在我工作的第一年，我突然听说那个弟弟在离我不到二十里的油田小站工作。我立马迫不及待的骑车赶过去。
那是一个我不敢相认的村人，高高大大，穿着油田工人的油迹斑驳的工作服。一点也找不到当年的倔强和嚣张，一副腼腆的笑模样，甚至有些拘谨。
我见了他，如释重负，兀自一股脑的把那件事说了一遍，又说了一遍，语无伦次，满脸通红的道歉。
他似乎有些莫名其妙的，憨憨一笑。那时我们弟兄俩确实很调皮，也爱找事。你说的那件事早忘了，早忘了，不记得了。
我离开之后，心情似乎没有多少坦然。他真忘了么，当年近乎诬陷的伤害，那压了我那么久的愧疚和忏悔。
成年以后，我没有嫁的很远。兜兜转转，故乡的小村却是近了，又远了。
回乡的路似乎很远，回家的脚步总是牵绊踟蹰。
就似我额头的伤疤隐隐的还在，记忆里那段不堪的童年，一生也挥之不去，就如暮色里的乡愁。
我迟来的道歉，没有换来了我一生的心安。那位村人兄弟的释然，更叫我难以忘记那个承载了我懵懂童年的小村庄。
那个小村庄的仁慈和宽厚，才是我灵魂最终安放的地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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