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思想家以赛亚•柏林非常欣赏赫尔岑。他曾经说，赫尔岑在这本《往事与随想》里详细叙述了自己的伦理和哲学信念，其中比较重要的有：自然并无计划，历史没有剧本。并没有一个简单的办法来解决个人或社会问题。普遍的解决并非解决，普遍的目的也绝非真实目的，每一个时代各有其质地，各有其问题，但自由，是一种绝对价值。起码的自由行动范围，对一切人都是一种道德性的必需，不得假借救赎、历史、人性或进步这些抽象原则来压制。柏林的这段话，就印在《往事与随想》最新版本的封底上。
一个人在家信中的言论，都在沙皇专制的控制下，那有没有可能离开俄国？当时第三厅警察厅长给沙皇的报告中说，有很多贵族接受西方的革命幻想，总想在俄国搞宪政，搞自由主义那一套。所以，尼古拉一世执政期间，对贵族出国进行了一系列限制，18岁以下的贵族子弟不能在国外接受教育，贵族在国外的期限不能超过五年，后来又缩短成三年，办理出境手续所需的费用相当于一个中等官员一年的薪水。到了1847年，赫尔岑父亲去世，留下了一大笔遗产，赫尔岑就以给妻子看病为由，办理出境手续，带着妈妈老婆孩子离开俄国，来到巴黎。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说，有一段时期，我严厉、猛烈地申斥那个破坏我的生活的人，也有一些时候，我真希望杀死这个人。从那时起七年过去了，我逐渐失去了复仇的欲望，我经过长期的不断的分析，头脑冷静了，不再感情用事。这七年中，我明白了自己的和许多人的限度，我放下了刀，拿起了解剖刀，我不再诅咒和辱骂，我要从心理病理学的观点来叙述我的故事。赫尔岑的这段故事也说明了，公众生活的确会受到政治环境的危害，但有时候，我们私人生活中的危害，并不是来自专制的君主，而是来自一个闯入我们生活中的革命者。
在《往事与随想》最后的一些章节，赫尔岑写了一批新的俄国流亡者。“随着新人的到来……谈话的范围变小了，有时甚至彼此没什么好谈的。”这些年轻人不太关心学问或事业，甚至很少读书。赫尔岑说，在一切不幸中，我最怕门不当户不对带来的灾害。我之所以能容忍他们，一半出于人道精神，一半是不愿意多加计较。
五十多岁的赫尔岑完成了自己的回忆录，他珍视人的自由，但也非常清楚，普罗大众对于自由不一定感兴趣，他们喜欢权威，把平等理解成同等程度的压迫。在《往事与随想》最后的附录部分，有英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卡莱尔给赫尔岑的信，卡莱尔在信中说，他尊重俄国人民的 “服从的天赋”，比起在议会辩论、出版自由和普选计票中发展起来的无政府状态，沙皇制度也许更适合俄罗斯。
总结一下：第一，赫尔岑出生于1812年，死于1870年。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让少年赫尔岑立志要终结沙皇的专制统治，他在俄罗斯遭受两次流放，1847年离开俄罗斯，开始流亡生涯。赫尔岑在1852年来到英国，同一年开始写《往事与随想》，这是一本波澜壮阔的个人回忆录。
第二，赫尔岑在巴黎经历了1848年欧洲革命的风云，简单来说，革命者要推翻君主制，他们相信，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争取人类的自由，只能靠自己。赫尔岑是文人，也是政论家，《往事与随想》中不乏政治性的议论。我们回望那个时代，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的两卷《论美国的民主》出版于1835年和1840年，《共产党宣言》出版于1848年，英国哲学家密尔的《论自由》出版于1859年，这些思想观念确实有巨大的力量，会影响后世亿万人的生活，但赫尔岑的个人回忆、文学性的私密感受，也有温暖动人的力量。
第三，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写到了许多流亡的革命者，也写到了许多在沙皇专制统治下的牺牲者。洞察前人对自由的思考，为争取自由所做的努力，会让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理性与自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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