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孝子与名士，是中国墓葬艺术中最为常见的两类题材，那么在墓葬这种凝固的艺术形式背后，隐藏的是当时什么样的社会思潮？
（一）汉代孝子图
汉代以孝治国，因而这种孝道观念贯彻于汉代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统治者的身体力行率先行孝以为典范、在思想上推行以孝为本的伦理观、以及通过地方官教化、奖惩机制的施行，来确保这一基本国策的上行而下效。
其实，对于汉代全民行孝影响最大的当属“举孝廉”选官制度的推行，当行孝成为了做官的阶梯，将观念中的孝道与现实中的功利相结合，绝大数的人都爆发了空前高涨的热情，于是躬行孝道、善事父母成为当时社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古语云：“生既能养，殁亦尽孝，方为至孝”，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孝”在整个社会的重要性，足以解释为何汉代丧葬艺术会在全国范围内流行，甚至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丧葬艺术其实正是行孝的手段和结果。而如果要了解汉代孝道观念，山东嘉祥的武梁祠绝对堪称一个绝佳的艺术宝库。
武梁祠壁面示意图
在武梁祠的上部装饰区域的十七幅画像中，关于行孝的内容就有十三幅之多。而十三幅中有八幅集中表现了儿子对于其母和已故父亲的孝心，有六幅则强调对于母亲的孝。众所周知，汉代行孝的主要对象无疑应是父亲，而母子关系则是排在第二位的。正如《孝经》作者所言，一个人在行孝的时候，应该把对于父亲的敬爱延伸到母亲身上。
所以，出现在武梁祠上的对母行孝图就令人惊奇，而且还是这个系列第一幅画面就表达了这个主题。
这个故事，首次出现在《战国策》之中，说是有一个和曾参同名者杀了人，别人三次前来告诉孟母，孟母惊惧之下，手投机杼，逾墙而走。在武梁祠的画像中，曾母就做在织机之前，并转过身来，可能是因为恐惧而失落了手中之梭。左边跪坐可能是报告坏消息的信使，但更可能正是曾子本人。
孟母投杼
“曾子质孝，以通神明，贯感神祇，著号来方，后世凯世，（以正）抚纲”
出现在这个画面旁边的榜题，则明显以一种“赞”体的方式介绍了画面主体内容，而在这首颂词和武梁祠画像的语境之中，“后世”一般被预设为祠主武梁的后代，被期待以无父但品德高尚的曾子为人生榜样。
而另外五幅画像中同样意味深邃，很大程度上正恰恰与《孝经》所提倡的五种“孝行”相对应：
子曰：“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衰，祭则致其严。五者备诶，然后能事亲。
前文所言曾子质孝的故事，便对应着“居则致其敬”；第二种“养则致其乐”，是以老莱子彩衣娱亲的形式进行展现的，图中有诗歌人物，莱子的父母坐在帷幔之下，右侧站立的妇女手持盘子，正在侍奉他们进食，而来莱子则跌倒在地并抬起手臂，至于手中所持鸠杖则意在表明莱子年事已高。
莱子娱亲
第三种孝行“病则致其忧”，则是通过韩伯瑜的故事来表达，当他的父母年迈或者生病的时候，伯瑜总是对此深感忧虑。图中的韩伯瑜跪在母亲面前，被母亲责打，泪湿衣襟。只不过他的眼泪并不是源于肉体上的疼痛或者精神上的羞愧，却是因为他感到母亲的力气不如以往。
母笞伯瑜
只有一个故事表现了第四种孝行“丧则致其哀”，主人公是为丁兰，他跪在一个雕像之前，其妻则跪于另一侧。这个故事有很多版本，有说邻居毁坏雕像，丁兰杀之，而后衙役拘捕丁兰，雕像见而垂泪者；也有丁兰妻子长久侍奉雕像懈怠了，用针刺木像手指而木人出血，丁兰问明缘由后便将妻子休掉的说法。
丁兰立木
最后一种孝行“祭则致其严”，则是孝子颜乌的故事，他在父亲时候，因为悲伤而变得瘦弱不堪，但仍亲自背土为父亲建造坟墓，他的孝心如此之大，以至于感动地连鸟儿都纷纷衔泥来帮助他。
颜乌造坟
武梁祠的独特性在于，它从来都不是单独的存在，作为一个墓地中众多建筑物的有机组成部分。由于其位于地上空间的可视性，便具有更加强烈的象征与教育意味：一方面它具有凝聚武氏宗族的神奇力量，另一方面刻于其上的画像，也在向武氏后人不断强化孝的社会意义。即父子关系为君主与臣民、上天与君主之间提供了绝好的类比，以孝而忠、进而敬天地，才能达到儒家所提倡的“知天命”境界。
山东金乡朱鲔墓与祠堂示意图
（二）魏晋名士图
竹林七贤可谓魏晋风度的代表，而他们作为隐士群体的形象也屡屡见于南北朝墓葬之中。从目前资料来看，表达这类题材的墓葬共计有六座，其中江苏四座，山东两座。南朝可以江苏南京西善桥官山墓（刘宋中后期）作为代表，而北朝则以山东北齐临朐崔芬墓最具代表意义。
南朝·江苏南京西善桥官山墓
这幅画像石出自江苏南京西善桥墓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位于墓室棺床两侧左右壁面的中部。其中上层右壁自外而内分别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而左壁自外而内分别为向秀、刘伶、阮咸和荣启期，每个人物都根据自己的特点分别使用不同的用具、动作和神态也各有不同，每个人之间则用银杏、松树、柳树和槐树等相隔开来。
北朝·山东临朐崔芬墓
山东临朐崔芬墓中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绘制于墓室东壁之上。在东壁的上半部分勾勒以青龙、星象和神怪等，下方则是呈现“屏风式”的竹林七贤图。
如此，仅从从七贤图的布局和内容来看，南北朝之间的差异就显而易见：北朝的竹林七贤不仅开始与神灵鬼怪为伍，而且其动作、神态也趋于程式化，并不像南朝那么地形象与逼真！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有两个：首先，为何魏晋南北朝会用隐士群体作为墓葬艺术的装饰？其次，为何南北朝“竹林七贤图”会产生如此大的差异？
江苏南京西善桥墓：嵇康、阮籍、山涛、王戎
对于前者的解答，则与时代背景与文化传统息息相关，晋宋禅让使得门阀士族失去了政治上的话语权，却也让士族与庶族的差异并不是缩小反而是无限制地扩大了。因为，士族与庶族的本质区别在于两方面：一则是政治特权，二则为文化专擅，其中犹以文化上的特殊地位至关重要。
而门阀士族在失去了政治话语权之后，为了保持自身特殊的社会地位，只能以比往昔更加强调自身的血统与文化修养来彰显自身。他们提出“士庶之别实自天隔”，甚至于对于皇帝也常常不假辞色，乃至于刘裕称帝后，竟然以不得谢混奉玺祓而悔恨非常。
江苏南京西善桥墓：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
对于刘宋政权来说，虽然已经完成了政治身份的转换，但是要想彻底由“将种豪族”变为“门阀世家”，横亘在眼前的是来自士族文化传统上的内在认同。至少，要从表面功夫做起，比如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风流，便是一个最好的切入点。所以终刘宋一朝，不论是皇帝本人还是皇室宗亲，都显示出了对于士族文化的追慕和对于名士的激赏。
如此一来，将时间流传的竹林七贤以及荣启期等名士的画像进行模写传移，带进墓室之内就在情理之中，而且崔芬墓以屏风的独特形式也说明，这是一种直接将现实题材的形式与内容直接搬进来的行为，未加改变正意味着非常重要，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七贤为代表的玄学清谈仍然在士大夫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位置。
竹林七贤图
而对于后者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依托于第一个问题的解答。很明显，北朝崔芬墓中的七贤图，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南朝西善桥墓的七贤图，原因在于北朝人同样倾慕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名士风流。但又增加了新的特征，即与神灵鬼怪出现在同一壁面之上，这就需要从墓主清河崔氏说起。
山东临朐属于青齐之地，先属于慕容氏之前燕，公元420为刘裕所占，其地归于南朝，到了公元470年又为北魏所有，最后归为北齐。而清河崔氏作为政权更迭却依旧屹立在北方地区的重要豪门士族，自然成为这一地区汉人正统文化的代表。可以说，他们既是南北方政权统治的基石，也是南北方政权沟通的桥梁。
南北朝豪强势力
而史书记载，清河崔氏笃信天师道，崔芬自然也沿袭这一信仰，此时宋齐之间的竹林七贤也已完成由名士像神仙的转变，所以在他的墓葬中不仅出现了南朝地区流行的七贤图，还加入了青齐地区独特天师道信仰下的符号，成为和骑乘青龙白虎仙人一般存在的同侪。
结语：不论是汉之孝子还是晋之名士，这两类墓葬中的艺术形象实则均来自于地上现实的投影，准确来说，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于统治者政治上的需求：即前者以孝谋求社会稳定，后者以名求得文化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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