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看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一档电视节目，是有关“未成年附条件不起诉”的。对于这些未成年人犯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据法律决定对这些孩子附条件不起诉，并联合司法社工、观护基地，对这些犯了错的孩子们进行考察帮教，试图通过这种约束考验使他们从此走上正轨，避免刑罚给涉事未成年人带来心灵创伤和档案上的一辈子污点。这无疑闪耀着中国法律实践中的人性关怀。
对于这些涉嫌敲诈勒索、盗窃、吸毒的孩子们，有的一开始就拒绝到观护基地接受考察，有的在观护基地工作两个月后逃跑了，有的结束了考察，带着劳动收入回家了，有的用自己的劳动所得赔偿了所有受害人的损失……
对于“附条件不起诉”的效果，可以放到历史长河中慢慢检验，这里暂且不过多讨论，笔者由此延伸，试图从德与法的视角来对社会治理做一些粗浅的探讨。
无论是“德”还是“法”，针对的对象都是社会中的人，是为了解决人与人共同生活在一定空间里有可能引起的冲突问题。要让每个个体之间相安无事，每个人都能感觉到安全和心灵的自由，必须遵从一定的行为规范，核心是每个个体的行为要做到“不能侵犯他人权益”。这是由人的社会性决定的，是一个社会能够和平稳定、相安无事、持续存在的基础，也是社会治理者首要考虑的问题。
人的行为是由精神控制的，这个精神在中国古人看来是“心”的作用。中国古人认为人心是危险的，用四个字“人心惟危”来高度概括。这是社会治理者面临的巨大挑战。
人心如此危险，部分人可能脑中时刻充满着复仇、伤害、嫉妒、侵占、掠夺等负面和危险的想法，这是社会正常运行的巨大隐患。一旦存在于人内心的这些负面想法，挣脱了人的理性约束，付之于行动了，人就突破了社会规范的底线，必然会侵犯他人权益，造成社会的失序和混乱。
因此中国古人的文化，核心是“心学”，只有把“心”研究透了，使人的精神充满正念了，一个社会才能变得更加美好。
在长时期实践中，中国传统文化坚持了两条线去做人心的规范工作，这就是“以德治国”和“以法治国”。
以德治国，是从源头上做工作，核心是“慎终追始”，意思是要想避免不好的结果，就要思虑长远，从一开始就要做好工作，从原因上、源头上做好规范，这样就可以避免不希望的结果发生。以德治国重在教化，“教”是对个体思想的教育，“化”是社会导向的作用，好的社会风尚和舆论导向，以及有德望人的身体力行，如模如范，可以复制和改变更多人的思想，使他们的思想变得纯正。人的思想纯正了，就会自觉遵从一定的社会规范，并坚信不疑、以此为荣，相应的违法犯罪的念头就会消失于无形之中。
以法治国，核心是以暴止暴，首先公布社会规范的底线，一旦踩踏这些底线，就面临着行政或刑事处罚，从而使得人们为了避免受到处罚，而约束自己不要踩踏社会规范的底线。“法”从其诞生，就是残暴的，强制的，起到“德化不足”的补充作用。
法在特定的场所，有时是起到主导作用的，因为法治最容易短时间取得效果。孙武“吴宫教战”这个故事，就集中体现了法的威力。
据《史记》记载，公元前512年，吴王阖闾仔细阅读了孙武晋献的兵法十三篇，又召见他进行了广泛的交谈，内心非常敬佩，但又心生疑窦。为了试探孙武的军事才能，就让孙武对宫中妇女进行演练。不出所料，演练开始后队伍一片混乱。孙武庄重宣布，“为将练兵，规定及交代的动作不明确，申诉的命令没有使你们熟记心上，是我的过错。现在我把规定的动作和号令交代清楚，大家务必遵纪操练。”于是又三令五申，重新击鼓发令。这里孙武三令五申的可以理解为军中之法。
在接下来的操练中，宫女们仍然我行我素，嘻笑自若。也就是说，当法不明确或者大家对法不知晓时，是领导人责任。但当大家都知道规矩了，但不遵守，就是人的主观过错了。接下来，孙武为严肃军纪，不顾吴王求情，坚决处斩了作为队长的两名吴王爱妃。结果再演练时，这些宫女一片肃然，所有动作完全符合要求。
一个和谐的社会，一定是以德治国为主，以法治国为辅。如果一个社会大多数人的思想不纯正，恶念得不到约束，纷纷突破理性，付之于行动了，就是心魔发作，这个人就变成了魔鬼。制服魔鬼的代价太大，而且还不一定有效果。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为什么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官员贪污惩治得那么重，前任官员的人皮还在那儿挂着，后任继续贪腐，一连挂着好几张人皮都制止不了。那些主张单纯依法治国的学者，一定是不了解人性，不记得老祖宗“人心惟危”的告诫。
对于“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孔子已经概括得非常精辟。在《论语·为政》中，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孔子是一个对世事人情能够透彻理解的千古圣人，绝非古板迂腐之人，否则其思想不会在2000多年来，一直被人宗仰。或者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认识到孔子是千古圣人，一定是你本人的思想出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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