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王朝定都大多遵循一条不成文的法则：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必须分离。用东晋名臣王导的话说就是“古之帝王，不必以丰俭移都”。
换言之，出于稳定国势和向外扩张的需要，在并不富饶的地区建都，以保证经济与文化的流动性，实现国家的协调发展，其实是一种常态。
又比如，另一条不成文的设都法则是“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必须重叠”。凡是违背的君主，几乎都逃不过血光之灾，典型的例子便是“安史之乱”和“靖难之役”。
究其原因，在于政治中心与军事中心一旦分离，身处后者的将帅若心怀异志，起兵相向，身处前者的君王立马就有大权旁落、帝位不保之虞。
由此不难理解中原文明的帝都为何会随边疆形势发生迁移——抵御外族的重镇，就是军事重心的所在。而军事重心的改变，必然带动政治中心的变化。
汉唐都长安、北宋都开封以及明朝都北京均属此理。
可见，都城选址必须从全局出发，审时度势地考虑到每一片区域的得失。按史地学家谭其骧的总结，首都的选择，其国防条件必须满足“制内”和“御外”两大功能，达成“内制”与“外拓”的统一。
由此出发，谭其骧进一步阐释北京何以历经元、明、清，迄今八百多年，成为国都的不二之选。
首先，在南北对立的格局中，由于北方有太行山与山西高地，战略纵深足够，“北伐”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南征”则只需攻克长江就行了，故京城必须位于占据绝对优势的北方。
其次，唐宋以后，东北平原和蒙古高原的少数民族陆续崛起，导致地处东北、蒙古和中原地区枢纽位置的北京成为当仁不让的战略重心。
最后，北京位于京杭大运河的顶端，交通便利，易于吸收南方的财富与漕粮。
由此观之，山川地理的背后是军事战略的演化，而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又是利益冲突的极端状态。
因此，读书不读律，致君终无术；治史不知兵，为学终觉浅。
职是之故，或可说“人和不如地利，地利不如天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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