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 1971-
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指出，人们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都要同时考虑面子和里子。而在不同的决策机制下，我们要为面子付出的代价是不同的。在市场中，买一辆豪车我们会很有面子，但我们不一定会买，因为我们必须自己承担全部代价。但在政治选举中，我们会同意实行免费医疗政策，因为这会显得我们有爱心，而代价却是全体国民共同承担。对个人来讲，这两种选择其实都是理性的。当我们不需要为一项选择承担全部后果的时候，就可以胡闹一番了。经济学家布莱恩·卡普兰将这种现象概括为“理性胡闹”。洞察：民主选举中往往存在“理性胡闹”现象。
经济学家：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 1942-
经济学为什么要以真实生活为本？经济学家黛尔德丽·麦克洛斯基在批评经济学过度数字化的时候说，人们常常混淆了科学的显著和人文的重要性。而数学上的显著性和人文上的重要性，往往不是一回事。比方说，如果法定最低工资提高一美元，社会上失业的人就会增加几十万。但几十万人失业，到底重不重要呢？数学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你必须加上人文的价值才能做出判断。对富人来讲，暂时失业没关系，他依然可以丰衣足食；但对穷国来讲呢，几十万人一旦失业，他们就会陷入食不果腹的悲惨境地。如果没有人文价值的判断，我们无从知道几十万人失业意味着什么，也无从得知这项经济政策是否值得推行。洞察：经济学研究不能脱离真实生活。
经济学家：阿瑟·拉弗 1941-
为什么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增加政府收入？据说在1974年12月，经济学家阿瑟·拉弗和几位政府高官在餐厅吃饭，拉弗为了讲“政府提高税率不一定能够提高税收”的道理，他在餐巾纸上画了一条曲线。这条曲线的含义是，政府如果不断提高税率的话，收入可能反而降低；而政府如果减税的话，将有助于促进经济效益，最终收到的税反而更多。这条线后来就被成为拉弗曲线。阿瑟·拉弗曾经出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而这条拉弗曲线，不仅是1980年代“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的重要依据，而且对世界各国的税收政策也形成了持久的影响。洞察：税率适可而止才能让市场和政府双赢。
经济学家：沃特·威廉斯 1936-
最低工资法为什么会大行其道？最低工资法往往造成工人失业，但还有很多国家在推行，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有些人能从中得益。经济学家沃特·威廉斯曾经在一本书中写过，南非那些清一色由白人组成的工会，他们的章程中就有一条规定：致力于支持政府针对黑人所执行的最低工资法。这些工会并不是真的关心黑人，而是想抬高黑人竞争的成本。如果最低工资法得到贯彻执行，那工作就会从黑人那里流回到白人手上。沃特·威廉斯是美国辛迪加专栏作家，他的每篇文章都会被大量媒体同时刊发，他的一篇篇文章改变了无数读者对世界的看法。洞察：最低工资法推高穷人竞争成本。
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 1940-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天然存在的吗？经济学家乔治·阿克洛夫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二手车市场上，由于买家不知道每辆车的具体质量，因此只能按平均质量出价，这时候，质量较高的汽车会离开市场。高质量汽车的离开，会降低买家对平均质量的评估，出价会变得更低；剩下的二手车中，质量较高的一批又会离开市场。这样循环几次，市场就会崩溃。这文章告诉我们：人和人之间本来是没有互信的。而高品质的产品要跟低品质的产品区分开来，彰显自己的品质，要付很高的成本。如果这问题不解决，市场就会崩溃。阿克洛夫这篇文章刚写好的时候并不被重视，但他后来凭这篇文章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洞察：互信是通过制度逐渐建立起来的。
经济学家：肯尼斯·约瑟夫·阿罗 1921-2017
投票选举能反映大多数人意愿吗？人们通常认为，通过投票能显示大多数人的意愿，但事实并非一定如此。假定甲、乙、丙三人要选择一个地方开会，而甲认为 A 比 B 好，B 又比 C 好；乙认为 C 比 A 好，A 比 B 好；丙则认为 B 比 C 好，C 又比 A 好。那么在不同的投票选项下，就会出现不同的地方胜出。若在 A 和 B 之间选择，A 会胜出；若在 B 和 C 之间选择，B 会胜出；若在 C 和 A 之间选择，C 会胜出。选举方案不同，答案就不同，选举结果是循环的，并不存在大多数人的意愿。这就是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律”，这一定律的发现者肯尼斯·阿罗是最早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之一。洞察：投票选举并不一定反应大多数人意愿。
经济学家：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1933-
公地一定会悲剧吗？鱼塘里的鱼不打到手里不算是你的，你打他也打，这时候鱼塘里面剩下的鱼，就会从大鱼变成小鱼，最后变没鱼。这就是公地悲剧。但有一位经济学家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说总会追求损失最小化，当资源价值出现耗散的时候，人们会尽可能想办法，阻止这些资源价值进一步耗散。比如一片鱼塘即使是公共的，人们也会对各种捕捞行为作出限制，比如严格限制捕鱼期、自觉放生小鱼等，从而保证鱼塘里总是有鱼可打。这位经济学家就是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她凭借对公共资源治理的长期研究，在200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洞见：人会追求公共资源价值耗散最小化。
法律经济学者：里查德·A·波斯纳 1939-
网约车为何不需要牌照？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因网约车而受损，他们便起诉网约车，要政府管一管。但波斯纳法官判网约车胜诉。波斯纳指出，如果为了保护老一代技术，而将新生事物排除在市场之外，那么就不会有出租车，而只有马车；不会有电话，而只有电报；不会有计算机，而只有算盘。波斯纳的判决为产权的保护划了一道清晰界限：产权保护的只是资产的物理属性，而不是经济属性。波斯纳法官是法律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最负盛名的法官之一。洞察：产权只保护物理属性，不保护经济属性。
经济学家：欧文·费雪 1867-1947
存款为什么有利率？人们普遍认为，存款之所以有利率是因为东西会长出来，财富会增值。但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对此提出了不同解释。他认为，利率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人性不耐，人们都愿意早一点消费，而不愿意晚一点消费。那些要早一点消费的人，要对那些推迟消费的人作出补偿，这补偿就是利率的基础。未来越不确定，补偿就越多；消费推迟越久，补偿就越大。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利率更高，并不是因为东西长得更快，财富增值更快，而是因为人们更愿意提早消费。欧文·费雪是现代金融学的奠基人，利息理论因为有了他，而一下子变得清晰了。洞见：利息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人性不耐。
经济学家：尤金·法玛 1939-
资本市场到底有没有泡沫？人们经常担心股市存在泡沫，却又希望利用图钱，赚得比别人多一些。但经济学家尤金·法玛提出的“有效市场假说”认为，资产的价格非常有效，没有泡沫，资产价格已经准确反映了市场可得的所有信息。这也是说，我们用不着研究股市，我们只要往墙上投飞镖，就可以决定哪支股票了。关于投资的经典著作《华尔街漫步》也说：连被蒙住眼睛的大猩猩往墙上掷飞镖，完全随机选出来的投资组合，也能取得跟专家投资组合一样的业绩。而经过40年的检验，这一观点颠扑不破。由于对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研究，尤金·法玛获得了2013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洞见：资产价格已经准确反映所有市场信息。
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 1922-2014
为什么说乞丐没有白拿施舍？经济学家戈登·图洛克发现，乞丐为了拿到施舍也付出了很多。图洛克经常给乞丐施舍。在施舍的时候，如果给遇到的第一个乞丐，那么他们每天就要抢占最优位置；如果给外表最惨的乞丐，那么他们就会互相比惨，不洗脸不洗澡，把自己弄得脏兮兮的；如果这样还斗不过对方，他们甚至会自残。所以，图洛克很早就发现，乞丐并没有白拿施舍，他们之间是有竞争的，而竞争本身是要消耗资源的。图洛克正是以此为起点，发明了寻租概念。他也是公共选择学派领军人物和创始人之一。洞见：任何竞争过程都会消耗真实资源。
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 1772-1823
为什么人人都有比较优势？在一个社会里面的任何个体，如果他们把有限的资源，只用来生产各自机会成本最低的产品，然后交换，这样整个社会的财富总值能达到最大。而且每一个个体的处境都能够得到改善，不论他们的绝对生产能力是高还是低。假设比尔·盖茨样样都比你做得好：写程序比你好，做饭也比你香。即便这样，他也不应该样样自己来干。他应该专于写程序，然后和你交换米饭，因为他自己做饭成本太高了。「比较优势定律」是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提出来的，这是经济学上最坚如磐石的原理之一。洞见：人人都有比较优势，分工合作能双赢。
经济学家：艾伦·戴维德 1901-2004
为什么再分配政策不能造福穷人？每当政府进行财富再分配的时候，真正得益的并不是一个社会里面最穷的人，而是在社会中处于中等收入的人。因为穷人没有能力和意识为自己说话，而最有钱的人则不屑于争取这种福利。只有中产阶级，既有能力也有动机，通过政府福利为自己谋利。比如，经济适用房造福的是中产阶级，而不是最穷的人，最穷的人买不起房子；高速公路免费造福的是有车一族，而不是穷人，穷人没有车。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被称为“戴维德定律”。戴维德是芝加哥经济学派代表人物，他也是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洞察：收入再分配政策往往不能造福最穷的人。
经济学家：张五常 1935-
香港人租房为什么那么难？在上世纪60年代的香港，租房是非常困难的。为了租到一套房子，人们可能需要付出高价向房东购买一把破椅子。这都是价格管制惹的祸。一间价值100块钱的房子，非要房东按60块钱出租，房东不愿意出租；人们就租不到房子。而那套本来可以创收100块的房子，也有40块钱消失了，最后只值60块。幸好，人是有对策的，人们会想办法降低损失。租客向房东高价购买破椅子，为的就是补偿房东损失，促成交易，从而降低价格管制造成的价值消耗。首先对价格管制做出如上分析的，是华人经济学家张五常，他也是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洞见：价格管制必然导致价值耗散。
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 1801-1850
机器会对就业造成损害吗？法国经济学家巴斯夏为了传播经济学，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文章。他生前最后一篇文章，《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就是其中经典。巴斯夏向人们说明，一件事情往往有多种后果，而好的经济学家需要看到别人看不到的后果。比如人们发明了推土机，本来要10个人挖的沟，只要1个人就够了，有9个人得离开这个岗位。许多人认为机器的发明让挖沟工人受损了。但巴斯夏说，当人们在某一方面减少雇人的时候，省下来的钱，总会花到别的地方去，从而在别的地方创造新的工作机会。这一观点，对于今天担心人工智能损害劳工利益的人，依然值得参考。洞察：经济学教人看见看不见的因素。
经济学家：亚当·斯密 1723-1790
陌生人和熟人谁对你的帮助更大？假设伦敦有一位绅士，听说中国发生了地震，这位绅士也会感到很难过，哀悼死难的中国人。但很快，他就会回到自己的生活，关心自己的起居饮食。这时，如果他的手指被刀割了一下，这件事的重要性，就远比中国地震更重要了。这是经济学家鼻祖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讲的故事。这故事前半段告诉我们，人是有同情心的，当别人遭遇不幸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不快。后半段则告诉我们，人的同情心终究有限，能爱的人太少；而陌生人之间的互惠互利，就需要市场来协调了。洞察：人际协作：小圈子靠爱心，大范围靠市场。
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 1906-1991
百年前的经济学家如何为堵车开药方？今天困扰许多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早在一百年前，就有经济学家在关注和讨论了。福利经济学家 A.C.庇古说：政府应该阻止一些人上路，比如通过征税，把一部分人从路上赶走。而弗兰克·奈特则说：拥堵是因为没有明晰产权，如果道路私有，业主就会征收过路费，同样会取得制堵效果。遗憾的是庇古并没有回应奈特。更遗憾的是，今天多数国家采用的还是庇古的办法：征税，限行。奈特是芝加哥经济学派创始人，有多位受他影响的学者最终获得诺奖。洞见：明晰道路产权可以治理城市拥堵。
经济学家：詹姆斯·布坎南 1919-2013
西方民主国家为何容易陷入债务危机？今天西方民主国家普遍陷入债务危机，这个现象早在1977年，就已经被经济学家布坎南和他的学生瓦格纳，在他们的名著《赤字中的民主》中准确预测了。他们的观点是：政客必定要给选民派发好处，讨好选民，以赢得当前的选举。但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好处从哪里来？由于害怕得罪选民，政客怕加税，也怕通胀，而借债最隐秘。借债是把负担留给了子孙后代，但政客不在乎，毕竟当时还没出生长大的人无法投票。所以，民主国家容易出现债务危机。布坎南是公共选择学派创始人之一，他在1986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洞见：民主制往往伴随财政赤字。
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 1883-1946
三岁小孩能向银行贷款吗？一个人跑到银行借钱。这个人债台高筑，收入不高，因此欠债越来越多。银行经理很为难，没法给他借钱。这个人说：“借不到钱，家里小孩就没人管了。”银行经理眼前一亮：“你家有小孩？”这个人也眼前一亮：“我家有小孩！”最后，他家3岁小孩在银行借款合同上乱写乱画就算是签字了。这故事说的是，今天的人债台高筑，解决办法是让将来的年轻人还债。而这恰恰是当今美国联邦政府的财务状况。这么做靠谱吗？宏观经济学开山鼻祖凯恩斯的经典回答是：“长远而言，我们都将一命呜呼。”洞见：举债可应付危机，但应适可而止。
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 1899-1992
哈耶克凭什么成了撒切尔夫人的男神？哈耶克对自由市场的阐释影响深远。撒切尔夫人刚上台，就拿着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往桌上一放，说“我们信这套！”哈耶克后来获得英国女王奖章，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对撒切尔夫人产生了巨大影响。有人问他：“如果只做一件事，来还市场最大自由，你会做什么？”哈耶克回答：“我会规定，政府无论要照顾谁，给他们任何好处，就得给所有人同样好处。如果为了保护农民，粮食不能进口，那就必须同时保护教授，外国教授写的书不能进口。”如果真这样规定，政府就很难实施福利政策和干预市场了。洞察：待遇平等是对自由的最佳保障。
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 1930-2014
人们犯罪与否也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是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先行者，他把经济学的分析方式推广到了歧视、犯罪、婚姻、生育和人力资本等许多前人所未触及的领域。他有一次赶着参加学生的论文答辩，到处找不到停车的位置。那时候他就想，如果他违章停车，顶多就是罚一点钱，而错过了学生的论文答辩，可不得了。权衡之下，他就选择了违章。过去人们觉得，犯罪是一种非理性行为，而在加里·贝克尔看来，这是一种理性的选择。犯罪率是会随着破案率、惩罚强度、教育的普及、犯罪分子重归社会生活的难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洞察：经济规律无处不在。
经济学家：哈罗德·德姆塞茨 1930-
买卖污染权为什么有利于促进环保？德姆塞茨是最早提出污染权买卖的经济学家。到今天，世界上很多地方已经开始尝试污染权的买卖了。谈到污染的时候，人们往往就会说这是市场的失败，政府应该取代市场。但德姆塞茨说：不对，市场也能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规定了污染的总量，然后进一步界定排放污染的权利，让这些权利在自由市场上买卖，那就不仅能够有效地控制污染，还能够激励人们通过各种发明创造，以低成本的方式减少污染。因为减少污染的努力变得有利可图了。洞察：市场也能解决污染问题。
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里德曼 1912-2006
为什么美国明星不用像韩国明星一样服兵役？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最成功落地的一项主张就是志愿兵制，美国总统尼克松接受了他的建议，把兵役制度从义务兵改成了志愿兵。当一个青年被征去当兵之后，不能从事原来的职业，这时社会上只是多了一个普通的士兵，但可能少了一个化学家、小提琴手或者企业家。义务兵制看上去征兵不用花钱，但是隐性的社会成本非常高。志愿兵就不同了，如果一个青年自愿选择去当兵，也就是说他在其他地方的机会最少，当兵或许能够发挥出他更大的价值。洞察：别只盯着钱。无论国家还是个人做决策时，不仅要看到货币成本，还有要看到所有的成本。
经济学家：阿曼·阿尔钦 1914-2013
经济学家怎样从股价里看出氢弹秘密？经济学家阿尔钦曾经担任兰德公司的经济顾问。氢弹试爆前，大家在热烈讨论一个问题：做氢弹的原材料是什么？这些可能的元素，包括了锂、铍、钍等等。阿尔钦说他知道答案，他发表了一篇短文“股票市场泄露天机”，在兰德公司内部流传。阿尔钦去看了生产这几种元素的公司股价。他发现，这些公司的股价在过去半年基本没有变化，只有一家除外，其股价从两三美元跳升到13美元。他说就是这家公司生产的那种元素了。这篇文章很快就被上司收回了，因为被他说中了。洞察：资产价格已经反映有关资产价值的所有信息。
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 1910-2013
漂亮姑娘最后会选择和谁白首？你遇见一个漂亮姑娘，非常喜欢她，唯一的问题就是这个女孩已经有男朋友了。当你准备放弃的时候，经济学家告诉你，根据科斯定律的话，只要交易费用足够低，那么不管这个女孩现在跟谁谈朋友，她最后会跟最合适她的人在一起。罗纳德·科斯说：“谁用得好就归谁。”他在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最早把社会成本问题讲清楚的经济学家，凭借“科斯定律”而闻名于世。洞察：谁用得好就归谁。不管从一开始它的产权谁属，最后这项资源都会流动到最善于使用它、能最大化价值的人手里去。
经济学家：亨利·曼尼 1928-2015
你的公司被收购了是好事还是坏事？恶意收购并不恶意，这是经济学家亨利·曼尼为大家澄清的事实真相。任何一项股权转让，都是买卖双方皆大欢喜的事。这里唯一不高兴的人，是公司高管。公司之所以被收购，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经营不善，当公司被收购以后，他们可能就要失业了。所以他们会说这种并购是恶意的。公司并购是悬在经营者头上的一把利剑，他们必须尽职尽责，否则一旦经营状况不好，公司就可能被收购。反过来，这是保护股东的重要办法。在收购越容易的地方，高管忠诚度就越高，公司业绩也越好。洞察：恶意收购并不恶意，恶意收购保护股东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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