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塞林格的小说《九故事》里有个故事。
主人公是位19岁的少年，母亲去世了，他不好意思再待在继父家，于是应聘了一份工作。
在办公室里，尽管他是个天才的画家，也不得不“端坐在房间的另一头，穿着蓝制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有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
为了取得老板的好感，站稳脚跟，他表现得格外乖巧：
“从西服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铅笔，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
当老板走到他办公桌前时，他“使足了劲儿不让肚子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来”。
老板走近时他赶紧“立起来”，并且还“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显得高大自傲”……
关于颠覆办公室等级，美国学者尼基尔·萨瓦尔在《隔间：办公室进化史》里提到，网络公司总裁恰特很看不惯那种“弄得跟小学似的”办公室：
人们乖乖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除了上厕所不得离开。
恰特认为这种环境会滋生偏狭和恐惧，让人们无心工作，沉迷于阿谀奉承或内耗争斗。
而在恰特理想的公司里，踩着滑板车摇摇晃晃地在办公空间转悠的工程师，手里的玩具箭松开后，也许会飞过开放空间，轻微地砸到董事长的脑门上。
而这位董事长，正如传说中的被苹果砸到的牛顿一样，说不定就能发现宇宙的奥秘。
于是恰特进行了一场平等主义办公室的实验：
他的公司没有固定办公室，也不设固定办公桌，允许带宠物上班，野餐桌不规则地摆放着，邋遢的员工穿着随便的衣服窝在屏幕前，留着华丽的起床头造型，伴随着隆隆的摇滚乐……
实验的结果是，员工到了办公室后不知道该待在哪儿，于是就走了。
哪怕没走，也找不到坐的地方——
因为没有固定的办公桌，人们不得不把没做完的工作塞进他们的寄存柜里，很快柜子就不够塞了，有人带了辆玩具手推车到办公室，以便四处运送自己的东西。
就像准备考研时抢占自习室座位一样，住在公司附近的人会起个大早先来趟办公室，将电脑藏到寄存柜里，回家再睡几个小时，然后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
人们开始翘班，经理们逐渐找不到员工……
恰特的实验失败了。
亲历实验的人表示，不可能有完全平等的办公室，这是人性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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