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引领时代，而非时代造就思想

晚上回到住处，坐下来安静地观看一集《淮军》纪录片。其中讲到郭嵩焘、严复和容闳，作为近代思想家中的翘楚，他们的存在代表了那个时代思想界的高度和文化传播领域的龙头，但是时代似乎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存在而耀眼，反而处处充满遗憾。王国维晚年的落湖而去，也许证明了真正“知识分子”的命运吧，是一种心酸的落魄感。
很少有人知道淮军，但对湘军以及湘军集团很熟悉，可能是因为曾国藩的口碑要远远好于李鸿章吧。传授至理名言的曾氏遗笔和汉奸流氓卖国贼的李鸿章不可同日而语。殊不知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分伯仲，确是两代人，做着同一事。历史的接力棒在他们手中传递也未能挽救行将倾覆的大清王朝。内忧外患的中国就这样灰头土脸地面对坚船利炮毫无招架之力，即使李鸿章知道“西方的大炮能攻能守，天下无敌”，也没能阻挡炮口的最终朝向。如此之努力没叫醒沉睡的雄狮，任其酣睡。时代的洪流如同如来佛的五指山，孙悟空都没办法惊动她一丝一毫，更何况我们平常人呢？读中国近代史就像读《平凡的世界》，内心极度期许孙少平兄弟能出人头地，但他们终归平凡。这种绝望感慢慢地让我认识到所谓的努力都是白费的，若长此以往，信念的灯塔有一天突然崩塌，最起码的方向荡然无存，那么我们就像行尸走肉一样，一个躯壳在战斗。
用当下眼光看，“腐朽”的大清王朝已经到了无法避免倾覆的境地，偶有先进思想也难有改变。纵观中国近代史，常与被称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相比较，同样是“被踢开”国门，第一次有了睁眼看世界的机会。我们做的是表里不一的杂牌洋务运动，日本却是全盘西化奠定其国际地位的明治维新。我们不能仅仅是因为同属东方文明就如此比较，两者必定会有所不同。记得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一书中描述到“远东文明呈现出来的好像是这样一个整体，它早早就达到了令人瞩目的成熟，但处于一种使其某些基本结构几乎拒斥变化的框架之中。这使它们有了一种卓越超凡的统一性和内聚性，但它们也发现这使得它们极难改变自我，非常不愿意变化，也没有能力实现这一点。它们似乎刻板地反对任何进步和发展思想”。如果用此理论单纯地分析近三百年来的中西对抗史，一语中的，若将其进行长期比对，定会有不一样的结局。
诚然，如此不负责任的比较本身就是谬误，但是还可以联想到，在甲午海战的前十年，北洋水师还可以信心满满地在日本海域耀武扬威，大展天朝鸿威，短短几年光景，以全军覆没为结局的1894，雄辩地证明中国历史性落败。我想，战争的回响是一种透彻心扉，战争的硝烟是一种国民兴奋剂，战争的遗愿是一种深入人心的历史记忆。不管后世如何努力地研讨、纪念、反思、重构这场战争，希望大家记住，但我们总是很自觉地选择遗忘。遗忘的不仅仅是1894，还有“奉天事变”中的黑土地，卢沟桥下的滚滚血流，像极了鲁迅笔下那个卑怯、夸大狂又有自尊癖的阿Q先生，害怕撤掉那两寸遮羞布。
对于中国近代史的深挖细抠，学术界找到很多证据正明我们曾犯下的思想错误。但又如何呢？李鸿章依旧是那个被人唾弃的李鸿章，日本依旧是那个用仇恨对待的日本。主观情绪替代理性思考，荒谬认知替代科学论证，我们走不远。但是学术终归是学术，离普及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我们用后世残缺的价值观评判历史人物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先入为主的错误。观念的差异带来理念的偏离，最终极为可能成为迷途羔羊，误入狼窝。现在的我好像就是郭松焘时代的保守派，认为火车怒吼会惊动沉睡的帝陵魂魄，滚滚黑烟会招来上天惩罚。那份不舍得古老思维的大脑何时才能转动齿轮勇往直前？有待观察。
思想引领时代，而非时代造就思想，时代造就的只是时代的强制解释罢了，终归会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化为乌有。但是郭嵩焘、严复和容闳会定会被历史记忆，因为他们留下了人类的闪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