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勒说，“你想让我做什么？”
回想起来，我相信他的本意很直白，就是想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但我那孤僻多疑的耳朵听到了一个弦外之音：你指望我能帮你什么？我开始动摇了，我觉得头晕目眩。泰勒是我的救命稻草。多年来，在我的脑海中，他一直是我最后求救的对象。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是我可以拉动的一根有力的杠杆。但现在，我拉了这根杠杆，才明白，其实它徒劳无用，它根本不能做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泰勒说。
“没什么，一切都好。”
我挂上电话，又拨通了斯托克斯商店的电话，是副经理接的。“今天的活儿干完了吧？”她用欢快的声音问，我向他她道歉，告诉她我要辞职，然后挂了电话。我打开壁橱，我的废料厂专用靴就放在里面。四个月前我把它们收了起来，我穿上靴子，感觉自己从未脱下过它们。
爸爸正在叉车里，铲起一堆瓦楞铁皮，他需要个人将木块放在拖车上，这样他就可以卸货了。看到我时，他将铁皮放低，以便我可以踩着上去，我骑上那堆东西，上了拖车。
我对大学的记忆很快变淡，铅笔在纸上写字的沙沙声，投影仪切换下一张幻灯片的咔哒声，下课时响起的钟鸣声，所有声音都被叮铃当啷的铁皮撞击声和柴油发动机的轰鸣声淹没了。在废料厂呆了一个月后，杨百翰大学就像一个梦，某种我想象出来的东西，现在梦醒了。
我的日常和从前一模一样，早饭后，我给废品分类，从散热器里取出废铜烂铁，如果哥哥们也在现场工作，有时我会跟着去开装载机叉车或起重机。午餐时分，我会帮母亲做饭和洗碗，之后我要么回到废料厂，要么去开叉车。
唯一的变化是肖恩，他不再是我记忆中的人，他不再厉声说话，似乎变得心平气和。他正在为GED复习，一天晚上我们干完活儿，开车回家时，他告诉我他要去社区大学念一个学期，他想学法律。
那年夏天，虫溪剧场要上演一出剧，我和肖恩买了票，查尔斯也来了，就坐在我们前几排中场休息时，趁着肖恩离开，去搭讪一个女孩。查尔斯慢吞吞地走了过来，第一次我没有舌头打结，我想起了香农，想起她在教堂与人交谈的样子，想起她友好的欢声笑语以及她微笑和开怀大笑的样子，就当自己是香农吧，我想。接下来的五分钟，我成了香农。
查尔斯用怪异的目光看着我，与我见过的那些男人看香农的眼神一样，他问我星期六想不想去看电影，他提议去看的那部电影俗不可耐，是我自己永远不会去看的那种，但我在扮演香农，所以我说我很乐意去。
星期六晚上，我试图成为香农，那部电影，糟糕透了，比我想象还糟糕，是只有异教徒才看的那种电影，但我很难把查尔斯看作异教徒，他只是查尔斯。我想告诉他，电影很不道德，他不应该看这种东西。但想到自己仍然是香农，我便什么也没有说，他问我想不想吃冰淇淋，我只是莞尔一笑。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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