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大多数人，停留在“知道”很多并不正确的事情上，我们的思考也是不理性的。但通过准确的有用的信息和拥有处理信息的时间资源，也可以保持理性的思考，但是关于这两个因素上：
- 准确的信息：我们不可能了解所有的细节，可能被个人看法干扰，可能是从广告员哪里听说的，可能只在有限的条件下了解的..
- 足够的资源：我们不可能对遇到的每一件事都深入细致的分析，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密集，每天要做出无数决定的环境中，有的决定无关紧要，有的看上去无关紧要但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我们不可能对所做的没一项决定，都进行深入的思考。
我们是认知吝啬者，尽力保存自己的认知能量，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或者忽略掉一些信息，减轻我们的认知负担，或者过分利用一些信息，以便不再寻找更多的信息；或者感觉到差不多了，愿意接受一种不太完美的选择。 我们会喜欢走捷径。
也许我们不是那么的理性，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必定要歪曲事实，一旦我们了解了人类大脑的一些局限和常见的偏见，我们有可能进行更好的思考和做出更聪明的决定。
背景对社会判断的影响
社会背景——事物呈现或者被表述的方式——如何影响我们对人的判断。
- 参照点与对比效应： 选择不同的比较物会产生不同的效果，不同的背景下，认知对象和其他各种选择可能看上去更好或者更差。
- 启动与易接受性形成(想法被激活)：我们如何解释事件，取决于我们当前所考虑的事情。比如在红楼梦的评价上，易学家看到了“浅”；道学家看到的是“淫”；理学家看到的是“逆”；哲学家看到的是“乱”；韵律学者看到的是“混”；文学家看到的是“满”；社会学家看到的是“短”。
- 大众媒体不能成功的告诉人们该怎么样去思考，但是却能够成功的告诉我们该思考什么，在不同的人看来，世界是不同的，这取决于文章的作者，记者，编辑和出版商绘制的是什么样的思考路径。
- 日常刷知乎抖音，零碎的信息就会导致人们没有集中的思考，也许是不知道自己该思考什么，所以才去看这些东西，让自己好像有点思考。
- 为决策设置框架：在选择方案上措辞的简单调整，都会导致人们产生变化。关于预防乳腺癌上，分发三个小册子：大量的邀请以及具体做法，描述做这件事的正面效果和论据，描述这件事的负面效果和论据。 最后发现，那些受到负面效果的小册子更可能进行乳房自检。 在中文汉语中：朝三暮四 也是对这个理论的很好解释
- 呈现信息的方式：最先出现的是什么？呈现信息的总量
- 人们在做一个困难的决定时，经常会听到的一个词是：“要是能得到更多的信息就好了”，尽管有时候拥有足够的信息可能有帮助，但也可能通过稀释效应 改变我们队事物的感知和评价。 中性或者无关的信息弱化判断或者印象的趋势。
便捷式判断
每天我们要面临大量的信息，而堆这些信息理解和处理的一种途径就是便捷式判断，几乎不需要思考，只需要选择特定的规则，直接解决手中的问题，与系统思考形成鲜明的对比。
代表性便捷式判断：我们关注的认知对象与另外一个认知对象有相似性，并判断第一个对象与第二个对象一样。 一般质量高的商品价格也高，如果某个东西价格贵，我们便推断它的确很好，但是高价格并不一定代表高质量。
易得性便捷式判断：根据我们容易得到的实例做出具体的判断，死于鲨鱼袭击的多还是死于坠机的多？ 由于报道，人们对这类事务印象更深，因此会得出错误的答案，如死于鲨鱼袭击的人更多。
态度便捷式判断：对人的良好或者不好的总体印象，会影响到我们对这个人的推测和期望
什么情况下人们会使用便捷式判断？
- 对某个问题没有足够的时间仔细思考
- 接受了过多的信息，以致于不可能全部处理这些信息
- 权衡的问题并不重要，不屑于对它进行思考
- 可用的信息太少时
分类与社会定型
分类的一个重要后果是会唤起特定的信息或者定型来指导我们的预期。比如大学教授，交际花，种族主义者，一旦用这些对某个人进行分类，我们就把接下来的互动建立在定型的基础之上。
虚假关联，我们常常感到我们认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应该存在某种联系，但事实上并不存在。
内群体-外群体效应：对人们进行分类的最常见方式是，“我的群体”与“不属于我的群体”。 偏爱自己的群体，“我的更好”，对外部群体则使用标签化来看待。
重构性记忆
记忆是一个重构的过程， 记忆不是录像带，而是要对零零碎碎的真实事件加以过滤和改造，这一过程依据：“我们认为可能是发生了什么，我们认为应该发生了什么，以及我们希望发生了什么”。 参考《罗生门》《记忆碎片》电影。
引导型提问不仅可以影响对事实的判断，而且可以影响人们对事情的记忆。
一项实验中，让被试看到一套描述汽车与行人相撞的幻灯片。在一张关键的幻灯片中，一辆绿色的汽车从事故现场驶过，看过幻灯片后，实验者被提问：
- 实验组问题：事故现场驶过的那辆蓝色车顶是否有滑雪架？
- 对照组问题：事故现场驶过的那辆车顶是否有滑雪架？
那些被问到蓝色汽车的被试，更可能声称他们看到的是一辆蓝色汽车，一个简单的问题改变了他们的记忆。
自传式记忆
当记忆内容是突发式的时候，我们会重构记忆，当发生的是一些持久的事物，比如个人的经历，情况如何呢？
我们不可能记住每个细节，但随着时间推移，我们的记忆也会出现严重的修改与歪曲， 我们的记忆会适应自己对自己的总体印象，假如认为自己的童年是不幸福的，而且父母的态度很冷淡，那么童年里偏离这一印象的事件会越来越难以回忆起来， 然后我们的记忆越来越一致，也更加不准确。
认知的保守性
假设你在一间黑屋子里看一幅类似照片的图形。画面模糊不清以至于无法辨别出画的是什么。焦距不断调整，直到图形变得只有一点模糊，这时来让你猜出画的是什么。如果你与参加这个实验的大多数实验者一样，你有二十五％的可能性是正确的。但假设一上来就让你看这幅稍微有些模糊的照片，而不是让你慢慢地调焦，你猜中的概率会更大还是会更小呢？猛一看起来，似乎你的准确率会下降，因为你看照片的时间更短。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即使你看照片的时间更短，如果不让你逐渐聚焦，大约有七十五％的时候你会猜中──准确率提高了三倍。这是怎么回事儿呢？这个实验的结果解释了什么是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人们对最初的假设和观念具有寻求确认的倾向。当画面非常模糊时，大多数人会猜测它可能是什么──看起来像冰淇淋卷；不，是一匹后腿抬起的马；不，是埃菲尔铁塔。我们有一种坚持最初的猜测的倾向；然后这些猜测会干扰我们解释这幅稍微有些模糊的图画的能力。
我们会尽力保护已经形成的认知，去维护我们先前存在的知识，信念，态度和定型。在第一次获取信息时的信息影响是巨大的，在形成判断时容易使用过去的分类，有时会采用便捷式判断。
堤防那些试图影响你对情景加以分类和界定的定型，有许多途径可以对某个人或者事情进行界定和分类。 从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一个人或者事件，就不会依靠唯一的分类方式。
态度和信念如何指导行动
人的态度和我们的行为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早期，理查．拉皮埃尔进行了一个研究态度─行为关系的经典实验。与现在相比，那时的美国对有色人种的偏见更不加遮拦、更明目张胆。生活在美国的亚裔人、西班牙裔人或非洲裔人被禁止进入公厕、使用盥洗室和餐厅以及住宿。一九三三年，拉皮埃尔接触了一百二十八个饭店和餐馆的经营者，通过问他们“你会接受中国人作为你们的顾客吗？”来评定他们对中国人的态度。九十％的人问答道，“不！”。然而，当一对年轻的中国夫妇真的出现时，拉皮埃尔发现只有一处拒绝向他们提供住宿或其他服务。经营者对于中国人的态度没有预测到他们的实际行为。
态度和行为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相关性。
我们具有一种倾向，将个体的行为归因与个人的特征，而不是来自环境的力量。例如：XX没有完成作业，我们会回答他懒或者笨，而忽略了学校过于拥挤，学习环境差等因素。人们会对某种与特定行为类似的属性或特质，来对这个人的行为进行解释。
行动者-观察者偏差：行动者倾向于将自己的行为归因为情景因素，而观察者倾向于将同样的行为归因为稳定的人格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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