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期那二三十年中毕竟关不住大门，让西风吹进来了。
——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之《另外一群人》
可以这么说，西洋新式事物进入兰溪、通化还是个渐进的过程。
曹聚仁在《己酉辛亥之间》一文中说:“接在牛痘之后，洋油、洋灯、洋布都进来了。究竟这些洋货怎么来的?洋货来了，土货会有什么影响?我们全不明白。我的一生，上半段养成了这么一种观念: 凡是新的，总是好的。那时期，我们还不曾听到过所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这一类名词，也不曾看见过一个洋人。后来我从《文明小史》一类小说，看到洋灯初到苏州的耀眼文字: 跟我们小时候的心理，也正差不多呢!
1912年11月初，英国女作家罗安逸第二次抵达兰溪。她在《一百年前的兰溪是这样的》一文中说: “浙江的铁路还未贯通全省。从兰溪沿江而下，航行三天就能到达省会杭州。从杭州乘火车很快就能抵达上海，而上海是洋货的温床，因此兰溪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兰溪城有六个店铺卖便宜的洋货:柏林毛线、搪瓷脸盆、镜子、发梳等等。发梳目前供不应求，因为人们最近剪掉了辫子，需要用发梳梳理他们又黑又长的头发。煤油很受欢迎，美孚石油公司的生意很好。西药店使劲招徕生意，不过顾客一般不多。当我们光顾时，年轻的药店老板摆出瓶瓶的药，请我们翻译药名、解释药效和每次的服用量。一些店铺出售洋帽、洋伞和内衣，不过内衣是当成外衣卖的。现在到处都有对西方时尚的奇异模仿。”
洋油(煤油)
煤油是同治中期传入的，当时被称作“洋油”，极少数富裕人家开始使用煤油灯照明——当然绝大多数居民仍然用茶油灯、菜油灯，甚至火蔑、松明来照明。至于蜡烛，仍是富裕人家的专用品，或者是中等人家偶然用于喜庆场合的照明用具。
曹聚仁在《另外一群人》中继续说:“原本我们每一家都是点桕油灯的，这时候洋油灯进来了。兰溪城中，打汽油灯的光亮就有太阳那样耀眼；连山谷间蓬户中农民都点起美孚灯来了。当然，我们乡间人连白沙陈老胖(陈义泰，笔者注)在内，并没有人知道洛克菲勒其人。”
洋布
在五埠通商后，洋布就开始进入中国。它质地细软，价格低廉，比起像帆布一样厚的土布具有优越性，在内陆销售量渐渐增多。
曹聚仁在同一文章中说:“土布让靛青染了衣衫，到了我们这一代，也都给兰开夏的洋布代替它的地位了。”
洋火(火柴)
为什么叫“洋火”？一说是清朝道光年间，火柴作为高档礼品从西方国家引入中国；一说火柴是同治初年传入的。它为日常生活提供了方便，使“压火种”的传统做法渐渐被淘汰——因为从前生火做饭确实是一件麻烦事，必须用火刀(钢片)反复敲击花岗岩碎片，将产生的火星洒落在专门的棉花盒里，等到焚烧起来，再用火索(用番薯藤丝浸泡晒干制成)把柴禾引燃。这个过程费劲、麻烦、成功率低，与火柴的方便使用相比，简直天壤之别。
到了20世纪初，日本火柴几乎独占中国市场。数据显示，当时中国每年消费日本火柴约值白银一千万两以上。
琉璃(玻璃)
玻璃在光绪年间刚传入时，被称作“琉璃”。
在《我与我的世界》，曹聚仁两处提到“玻璃镜屋”。
《己酉辛亥年间》: “我说过的那位陈义泰老板,他是白沙镇上一位地方绅士，他家中与众颇不相同,他家造了三层楼,南向的窗镶的是玻璃片窗。乡人称之为玻璃镜屋。”
《另外一群人》:“他(陈义泰，笔者注)家有所玻璃镜屋”，“所谓玻璃镜屋并不是在屋子里镶嵌着落地着衣镜，如大观园的怡红院样儿；也不是上海张园的爱凯弟那样的玻璃 字栏，而是临街那六扇窗门，镶上了玻璃；这在半个世纪以前，在我们乡间算是了不得的一件大事了。这是大乡绅的派头，也只有像陈义泰这样的杂货铺，跟兰溪城里的百货店有交易，得风气之先，才知道撕去了棉纸，配上了玻璃片的。至于棉纸情调多么幽雅，玻璃风格多么庸俗，那就不是我们乡下人所理会得了。”
另据泰顺相关资料提供，清末，玻璃镜开始传入泰顺，买一面镜子要花好几个银元，因价格实在太贵，所以没有流行开来。
自鸣钟
曹聚仁在《己酉辛亥年间》写陈义泰玻璃镜屋时提到:“还有一架滴嗒滴嗒会响的自鸣钟。后来，先父也从兰溪城内，买了一座自鸣钟回来，这可把我们乐死了。它就整天滴嗒滴嗒走着。那知走了八天，它却停住不走了。后来才知道要它走是要替它按时上发条的，慢慢地，这件新奇宝贝也就平淡下去了。”
洋皂(肥皂)
肥皂(俗称“洋皂”)在少数富裕家庭也得到使用，它改变了洗衣用茶籽饼、清洗油垢用碱水的历史。
另外，“洋灰”就是水泥，而“洋钉”(机器制的钉木板的铁钉)等五金用品只在极少数富裕人家在新建住宅时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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