棒，真是棒----------詹姆斯邦德《皇家赌场》
除夕晚上看《皇家赌场》真是享受。看这位英国职业流氓再度出山，少了装模作样的绅士风度，多了冷血和无情，鲁莽乃至冲动，我们感到一丝温暖。在这个艰难时世，生活仅此而已，谁都不容易啊！
四十年来，很少有哪个角色具有如此经久不衰的魅力。００７对流行文化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但除此之外，难道这位永远年轻的政府打手就注定只是花瓶而无法给我们创造一些深层次的内涵吗？
一个存在于现行政治制度和世界体系之外的组织充分利用主权国家之间的紧张局势以获取利益，政府首脑们费尽心力使用各种政府资源以削弱该组织的力量；但是，组织与主权国家间的冲突使人类面临灾难性后果的威胁。对于现代全球化理论家来说，这是一个再熟悉不过的故事了。但这事实上也正是几乎每一部００７影片的主题。而围绕着这个主题的很多内容，小说家伊恩弗莱明及改变他小说的剧作家们进行了精妙阐述。而这一切是早在学者们对全球化有深入思考的十几年前．
艺术并不仅仅是在模仿生活，陈旧的作品才如此落后。艺术是在预言生活，象凡尔纳和威尔斯的作品，在十九世纪末就精确地预测到了一个世纪后的太空旅行、机器人等等。就我们接触的胶片世界而言，它能预见到二十一世纪也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只会说“棒，真是棒”的那个男人？冷战所滋生的最臭名昭著的间谍？他会有全球化思维吗？即便是００７的老板M在《黄金眼》中也认为他是“冷战的遗老遗少”，反映了许多影评家的情结。但是早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在肖恩康纳利将弗莱明的英雄带上银幕之前，詹姆斯邦德的世界已经被一种我们现在称之为“全球化”所震撼和刺激。实际上，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现实中的危机相比，邦德的世界更为惊人的现代。
每个邦德故事包含几个可预测的基本元素：反派是不受主权国家管辖的角色，或是单枪匹马或是一个组织，威胁到一个社会乃至整个世界的安全与福祉。不受主权国家管辖的人物在主权国家体系的结合部如鱼得水，他们从事那些主权国家无法或不愿管理的勾当，象国际有组织犯罪、贩卖军火、恐怖活动甚至国际贸易。为了与这种挑战权威的行为作战，为了保护公共利益，各国的政治家们必须消除分歧，同心协力。
看看００７的那些对手．弗莱明小说中最值得回忆的坏蛋是一个叫“魔鬼党”（ＳＰＥＣＴＲＥ）的组织，是装模作样的“反间谍，恐怖活动，报复和讹诈特别执行委员会”,但他的行为绝对是似曾相识的。不受主权国家管辖的势力试图向政府敲诈勒索或者羞辱政府，或在国际联盟中制造分裂、制造大规模骚乱和政治动乱。在１９６５年的《霹雳弹》（Thunderball ）中，“魔鬼党”劫持了核弹向世界超级大国勒索巨额赎金。在１９６７年的《雷霆谷》（You Only Live Twice）中，“魔鬼党”偷走了苏联和美国的太空飞船，使太空竞赛几乎变成了武装冲突。这些目标从字眼上来说可能残酷些，但他们预示了现代不受主权国家管辖的百万富翁、被通缉恐怖分子本拉登或形形色色的哥伦比亚贩毒集团的行为方式，这些组织都充分利用了政府对跨国界间的技术、金融、贸易和移民流动的控制不力而发展壮大。
其他００７系列中的恶棍看上去更现代：１９６４年的《金手指》（Goldfinger）中的金融家，囤积黄金试图造成外汇交易市场的波动，从而毁灭工业经济，简直就是金融家索罗斯的翻版，如果你相信那些对索罗斯的指责的话。而１９９７年的《明日帝国》(Tomorrow Never
Dies)中对那个传媒大亨的影射，则直接指向了默多克。１９８５年的《雷霆杀机》（A View to Kill）中跨国公司企图垄断市场并利用国际冲突来制造产品需求，世贸组织（WTO）西雅图会议中的示威者眼中的世界肯定也不过如此。千禧年大屠杀是1969年的《女王密使》（On Her Majesty’s Secret Service）、1977年《海底城》（The Spy Who Love Me）、1979年《太空城》（Moonraker）的主题，预言了最近乌干达和圣迭戈的大规模谋杀和自杀事件（更不用提二十多年前巴拉圭太阳圣殿教），强调了政府在使国民免遭暴力之苦时的无能。这些电影中的讽刺意味是明显而又超前的：政府可以在保护国民免受他国暴力袭击方面做得更好，但他们却无法避免那些不受主权国家管辖势力的暴力袭击和压迫，无论是邪教还是公司，“911”就最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主权国家间的敌对使邦德片中的坏蛋们可以屡试不爽地公然挑战国家权威；就像军事对抗无法使国家就共同利益合作，反而装备和资助了恐怖分子；就像国际经济竞争阻碍了各国就贸易与关税体系达成一致，从而使公司从事各项破坏性的套利交易。国际间竞争的加剧，使得那些不受主权国家管辖的势力，无论他们是虚构的邦德片中的坏蛋也好，还是真实的毒品贩子、恐怖分子、跨国公司也好，可以从国际政治中充分受益并茁壮成长。
令人惊异的是弗莱明早在许多世界关系学者分析全球化问题及影响之前便已深入探讨这个问题了。当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国际关系学者们还在关注超级大国的安全争端以及国际政治制度之时，弗莱明已经发现了一个正在成长的第二政治世界，它是由那些不受国内外政府权力约束的势力构成的。与大多数邦德故事一样，这个世界与主权国家组成的世界间的冲突产生了交互和分裂，这些被现代国际关系理论家称为“全球当地化”、“积涝地”和“分裂一体化”。
007影片除给了我们流行文化外，它清楚地认识到了全球化以及其参与者间的对立和困境，而且是在这些成为严肃的学术话题的几十年前。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的英国作家的小说和好莱坞剧作家们六七十年代的创作指明了这个主题，并产生了良好的共鸣，不仅仅通过四十年来的电影，更通过文化来传达，这足以让每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感到自卑。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质疑全球化是新事物的人，很多仅仅是反对全球化理论；直到今天，理论家们仍在争论不休。右翼学者福山继《历史的终结》认为冷战的终止是资本主义大胜，是历史的终结；又针对1999年世贸组织（WTO）西雅图会议中的示威者提出“全球化是对左翼的挑战”“世界贸易组织是全球化的极致表现，促进繁荣，推进民主”；而左翼的社会学者华伦斯坦在一九八○年代便预言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已走入绝境，取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新秩序”将在2025年出现，他的两个理由之一便是政治组织的衰退，即国家的角色越来越弱。可惜的是他们谁也没有像邦德一样早在六十年代就意识到恐怖主义对世界的威胁。既然全球化特征已出现这么长时间了，那为什么专家们没能早点提出令人信服的理论，没有预见到九一一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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