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有一个有名的说法，叫做“我是农民”，他谈得很真实、很切要、也很准确。
自从贾氏持此说以来，我一直考虑我能说自己是什么呢？我祖辈生活在河北省农村，一九五八年后我前后在农村劳动了八年以上。我自己身上可能也有农民的某些习性存留，例如出门在外，总是怕误了车船航班；例如特别爱惜粮食，宁可吃坏了肠胃也不愿意抛弃剩饭剩菜。但是我毕竟出生在大城市，成长在大城市，工作在大城市，不好说自己也就是农民，其实说是农民显得质朴，而且对一些事可以少负点责任。
我是市民？不对，我从少年时代就参加革命工作了，我几乎可以说是从来没有过过一般市民的日常生活。
有一阵子我甚至考虑干脆承认我是干部，我从一九四九年三月十四岁半开始就取得了干部身份，担任过大大小小的职务，甚至在新疆农村“劳动锻炼”期间还当过人民公社的副大队长。然而仍是不对了，回想自我一九四八年（建国以前）入党并作为参加革命工作起始时间计算，半个多世纪以来，具体任职的时间约十二年，其余的四十二年或上学（两年）、或体力劳动（十三年）、或“专业创作”（十二年）、或“退居二线”（十三年）或接受审查（两年），很难说干部的生涯贯穿着我的平生。
我从十九岁秋季开始写《青春万岁》的第一稿，至今已经过去了四十八年了，也许可以说我是一个写作人吧。然而，四十八年中有二十余年我不但没有写作的可能，也没有写作的哪怕是以后写作的心态，而只有以后不写作的心态。再说，如果说是写作人，贾平凹也是一样的，这里说的“我是”什么什么，不是指写作而是指社会身份、“前写作”的身份，何况我历来认定写作是人类的业余活动，这里所讨论的正是一个写作人的社会身份、本来角色。
我恍然大悟：我的最大特点，我的贯穿平生的身份不是别的而是学生。我是学生。虽然我的正式学历只有高中一年级肄业，然而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我读书，我补充各方面的知识，我更注意从生活中学，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每个地方都是我的课堂，每个时间都是我的学期。我的干部登记表上填写的个人出身恰恰正是“学生”二字。
从王蒙说的可以做发挥，写的太好了，我是农民加学生。
农民，我是农民的孩子，无论何时不能丢一颗赤子之心。跟同事一起吃饭，他们总是问我为什么盘子吃的这么干净，一粒米都不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习惯，一切自然而然，也许从小知道农民的不容易，不敢妄弃了一粒粮食。
学生，我之前是学生，现在从事教师岗位，古人说教学相长，教然后知不足，所以也在努力学习，所以现在也是个学生，以后也会是学生。我已经立定了终身学习的目标，把学习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像吃饭呼吸一样自然而然的事情。
农民加学生，这两种本真的身份交织在一起。
农民身份，让我不忘本不忘初心，知道从哪里来，保持朴素之心质朴之心。
学生身份，让我不骄傲学无止境，知道到哪里去，自强不息学习不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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