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三八：撇开心还是回到心

《传习录》一三八：撇开心还是回到心

来书云：“谓致知之功，将如何为温凊、如何为奉养即是诚意，非别有所谓格物，此亦恐非。”

此乃吾子自以己意揣度鄙见而为是说，非鄙人之所以告吾子者矣。若果如吾子之言，宁复有可通乎？盖鄙人之见，则谓：意欲温凊、意欲奉养者，所谓意也，而未可谓之诚意；必实行其温凊奉养之意，务求自慊而无自欺，然后谓之诚意。知如何而为温凊之节、知如何而为奉养之宜者，所谓知也，而未可谓之致知；必致其知如何为温凊之节者之知，而实以之温凊，致其知如何为奉养之宜者之知，而实以之奉养，然后谓之致知。温凊之事，奉养之事，所谓物也，而未可谓之格物；必其于温凊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温凊之节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于奉养之事也，一如其良知之所知当如何为奉养之宜者而为之，无一毫之不尽，然后谓之格物。

温凊之物格，然后知温凊之良知始致；奉养之物格，然后知奉养之良知始致。故曰：“物格而后知至。”致其知温凊之良知，而后温凊之意始诚；致其知奉养之良知，而后奉养之意始诚。故曰“知至而后意诚”。此区区诚意、致知、格物之说盖如此。吾子更熟思之，将亦无可疑者矣。

为学根本在心，所谓的“学为圣贤”，其实也是从心出发，发自内心而言的。伴随着名教“重虚文而轻实行”弊端的日益累积、凸显，渐渐形成了“务外而遗内”的习气，渐渐把本心抛诸脑后，忘记了为什么而学、为什么而出发！

这便是王阳明振臂高呼“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根本缘由。他试图通过自己的鼓与呼，回归圣学本来目的——“学为圣贤”以“明明德”，还原圣学本来气象——“知行合一”以去虚文之害。

问题是“重虚文而轻实行”之风已非一日两日，历代儒者穿求文义方面的影响早已根深蒂固，再加上科举考试的不断强化，虚文之害对不明就里的初学者而言，非但不以危害，反而成为他们努力维护的成见。

与顾东桥之间的书信，便是对虚文之害，对种种成见的一一澄清、抽丝剥茧。

你来信说：“先生将‘致知’的功夫，视为如何去保证父母的冬暖夏凉，怎样去奉养父母才恰到好处，也就是‘诚意’，而并非另外所谓‘格物’，这恐怕不对吧。”

这是你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猜度我的观点，并非我讲给你的真意。如果真如你所说的，怎么能讲得通呢？我的看法是：想让父母冬暖夏凉、想要奉养父母，这只是所谓的意，不能把它直接视为“诚意”；一定是要笃行了让父母冬暖夏凉、奉养父母的意愿，一定要切实践行了温凊奉养，务求体会到真正实现这一意愿后的充实愉快，没有一丝一毫虚假违心的地方，这样才可以叫作“诚意”。知道如何让父母冬暖夏凉、知道怎样适宜地奉养父母，只是所谓的“知”，而不能说已经“致知”；一定是知道了，并且做到、做好了，才能称之为“致知”。温凊和奉养之事，是所谓的物，而不能称之为“格物”，在使父母冬暖夏凉和奉养适宜这件事上，必须要按照自己心中的良知所认为的那样去实践，没有一点保留，然后才能称为“格物”。

父母冬暖夏凉的物“格”了，然后想使父母冬暖夏凉的良知才算“致”了；奉养父母恰到好处的物“格”了，然后想恰到好处奉养父母的良知才算是“致”了。所以《大学》里说：“物格而后知至”。“致”了想让父母冬暖夏凉的良知，然后想要如此的意念才可以说是诚挚的；“致”了想恰到好处奉养父母的良知，然后想要如此的意念才可以说是诚挚的。所以《大学》又说“知至而后意诚”。我关于“诚意、致知、格物”的学说大体如此，你好好思考、细细琢磨一番，也就没有什么可以怀疑的了。

不讲“致知”的知，是毫无意义的，毕竟，为学的根本目的是“学为圣贤”，不是虚空清谈。在王阳明的思想世界里，“致知”才是“知”，“致知”本身又是“行”。他不是在争辩知与行到底是一体还是两端，而是在以“致知”之行，不舍昼夜地向着“学为圣贤”的人生终极目标狂奔。

撇开心还是回到心，哪里是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答案只有一个，毕竟谁能真正撇开自心看世界呢？问题是，在人生的奔走冲突中，我们真正回到过自心，关照过自心吗？

心若在，“知致”、“意诚”都不在话下。倘若忘记了本心，哪里还有什么“诚意、致知、格物”的为学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