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 年 3 月，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中央书记处委托中办，连续召开了5次人口座谈会，此后，国家计生委成立，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并写入宪法。 虽然计划生育极大的影响了中国的劳动力红利，导致如今老龄化的急速到来，但也同时制约了第一代权贵集团的迅速扩张。
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代新人，1949 年左右诞生的“天命 N 胎"，虽然 遭遇了一系列无情镇压，却在 80 年代的改开、混改过程中享受到了最大的红利，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受益者。
不过，“天命 N 胎“也遭受到了史无前例的繁衍制约，1980 年就是一条线，不能生出"天命 N*N"，将积累的庞大红利传承下去。
1951 年出生的王石(老丈人副部)，创立万科，但只生了ー个女儿，使得 这家中国最强的地产公司没有了实际控制人，变成了社会型企业。 1954 年生人的王健林(副厅背景)，创立了万达，但只生了一个不愿意继承家业的儿子，使得这家中国最优秀的商业地产公司给予了职业经理人大量的机会。 像孙宏斌，王石和王健林们，依靠着政治红利在崛起于改革开放，但也受到了严格的政治生育束缚，让他们的权力与财富无法形成垄断式的家族传承。
这也使得如今的中国，没有出现隔壁门阀日本和财阀韩国的模式， 老爷子要从一群子女当中选出最合适的接班人。
不是王石和王健林不想搞百年传承的家族企业，而是他们被限制生育之后，根本没得可选。这也使得中国，没有了家族传承的使命(只有财富传承)，企业家也就不会刻意制造行业断和企业控制权垄断，该退隐的时候就会退隐，把控制权交出来。
没有了血缘的紧密纽带，企业接班人不会像日韩那样靠身份上位， 摆脱了人身依附的职业经理人们，借此得以大规模的崛起，高级职务成为了大家比拼实力的赛场。国家对于顶层的限制生育，变相完成了一次商业层面的反垄断反并购重组。
国企领导尚且不敢逾制，更别提体制内的大员。多生ー个80后孩 子，面临的是政治前途的灰飞烟灭。这就引发了权力的结构性变化。
50 后的“天命 N 胎“可以凭借着老爷子打下的基础，从路线到政策再到计划、方针最后完成，兄妹们相互扶持助力，只要一人得道，就可以鸡犬升天。更多的家族通过少爷、姑爷、师爷形成了庞大组织架构，形成了对众多行业的垄断性侵蚀，形成贾史王薛的大家族。
他们 70 后的子女，不需要努力，就可以凭借血缘和相互帮衬，占据优渥的生存空间和领地。可是，80年代的生育一刀切，不能用权和钱搞定的生育权，彻底断绝了“天命 N 胎“成为财阀、门阀的可能。
家有 80后独子的家族们，不仅无法建立广泛的联姻网络，无法分散站队甚至一旦独苗出了变故，或者不成器，那么百年基业的传承会毁于一旦。
一个高级官员的陨落，会导致下面无数的官员有机会调整位置晋升。
一个利益集团消失，会引发整个行业出现繁荣。鲸落万物生，垄断力量的无法传承甚至毁灭，必然会使得底层的机遇倍增。而且，由于圈子数量的大幅减少，“天命 N 胎”的独生子女很难寻找到匹配的同阶层理想对象，不得不向下寻求伴侣。也使得 80后获得大量通过婚姻直线飞跃的机会(还没有结婚的 80 后、90 后，真的好想和大家说，一段好的婚姻比大家的事业更重要)
说点实际的:80、90 后，一生都有可以逆天改命的机会。
这不单纯是改革开放的红利，更是因为上层生育限制引发的权力真空，避开了垄断巨头的鲸吞和权力维度的打击。这种结构性的红利， 是 80、90后独有的红利，是以整个国家民族劳动力出现拐点为代价，带来的红利。
他们从生到死，在同龄人竞争中，不会遇到降维打击。他们是新中国最幸运的一代人，这代人任何时候奋斗都不晚，都拥有无尽的机遇。其次，1998后至 2015前，虽然商业阶层放开生育，但权力阶层的生育没有放开，使得这代人还没有遭顶层的天花板——所以，1998 后依旧是富裕中产的黄金时代。富裕中产以上的孩子们依旧有着无尽的可能，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的投入和拼搏，尤其是建立圈子，这是新中国向上迈进阶级的最后机会。但是对于普通中产来说，面临的局面却是越往后越艰难。富裕中产规模的急速扩张，让普通阶层向上跃进之路越来越激烈。 最后从 2015 年开始，随着天命二胎和天命三胎的大规模出现，顶层资源的归集，导致上升通道将会以幂次函数级别的锐减，出现了不可逆的上层阶级固化。
这也会逼迫富裕中产无力上冲之后，以极大的动力建立护城河，保障自己的阶级不下坠;这更将导致普通中产的跃迁难度激增，不得不迎接与底层的全面搏杀。
看看西方发达国家那么多躺平以及发展中国家的收入陷阱，努力就有机会，这句话的有效范围并不大;80 后、90 后背负着最大的压力，却也给予了最多的机会，我们这一代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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