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章润：防止中国滑入“普京式治理模式”

许章润：防止中国滑入“普京式治理模式”

nanana

20 小时前

2017年清华演讲内容

中国的现代转型走到今天，一路踉跄，已然超逾一个半世纪，尚未完工，有待收束。此时此刻，瞻前顾后，仿佛呈现胶着状，拉锯状，令人顿生不进则退的忧虑。亟需承前启后之际，适值欧美政制新一轮调整周期，原本熟稔的意义体系与世界格局仿佛突然面临重组。于是，在此忧虑之上，遂叠加上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 是否尚存这一危机意识。

　　 对此，可分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逐一来看。

　　 宏观而言，17世纪以还至19世纪初中期，跨度长达两百多年，是所谓的“地中海文明时代”。这波席卷全球的现代文明，这个叫做现代与现代秩序的大框架，于此肇启，在此时段大致定型，构成通常所谓的“现代早期”。其后，英国获得海上霸权，下迄“911”，英美第次承接权势，联手为盟，以此为轴心，形成了欧美霸权一统天下、主宰世界的格局，蔚为“大西洋文明时代”。

　　 凡此两大时段，均为西方文明单兵独进，凯歌高奏，亚非瞠乎其后，只有挨打的份。“911”爆发后这十来年，全球治理中的欧美权重相对衰微，东亚和东南亚整体性崛起，拉美与黑非洲亦且展现活力，使得“太平洋文明时代”曙光初现，乃至有所谓“中美共治”一说。至此，算是东西两方开始向渐趋平衡迈步。

　　 宏观着眼，的确，这一权势转移的历史大趋势显豁无碍，这一文明格局亦且正在成形过程之中。就此而言，不妨说，中国正处于上升期，尚有机遇。不过，中国依然处在赶超的爬坡期，并未走到霸权替代的转折点。

　　 微观而言，1990年10月柏林墙倒塌和翌年苏联解体，至“911”爆发，这十年左右，概为自由市场经济和立宪民主政体全球凯旋时段，乃至有“历史终结”之说。“911”至奥巴马执政届满，“反恐”成为全球议题，内里贯穿的则是耶回两教的文明冲突，而所延续的是千年恩怨，老戏本，新舞台，主题依旧。中国于此时段获得喘息，闷头发大财，可谓突飞猛进。

此刻特朗普上台，欧洲整体右倾，表明自此往下的未来十年，恰逢欧美政制调整小周期。换句话说，某种意义上微型版的“撒切尔—里根时代”，正在大西洋两岸同时上演。不过，去意识形态、以实利为鹄的、倡导开明资本主义，似乎为此时段所独具。就此而言，中国此刻遭遇的并非最坏的时段，也可以说，依旧还有发展机遇。

　　 中观来看，即以晚近一百来年的中国近代史为完整时段衡量，刻下中国恰逢好日子。揆诸史实，中国近代凡三次陷都，屡坠谷底，年份分别在1860、1900和1937，却于立国与文明复兴进程中迎来三次高潮。一是北伐成功后中国一统，废除领事裁判权与一切不平等条约；二是1945年赢得抗战胜利，一洗前辱，老大贫弱之国居然鲤鱼翻身，一跃而为世界五强和联合国五常。前文说“中国正处于上升期”，其起点，正是“1945”；三是最近二十多年来的发展，以此前百年流血奋斗垫底，终于腾升世界经济老二，与美利坚隔洋呼应，达成了太平洋文明时代的架势，实为百年来的高峰。

　　 就此而言，在国家理性立论，此时此刻并非近代最糟糕的时期，恰恰相反，是最好的时段，也可能适值最大的战略机遇期。如此断言，不仅在于积累至今，体量和身段早已今非昔比，辗转腾挪多有余裕，而历史行进至此，只待最后收束，不惧人谋，更在于欧美忙于自我调整，对付耶回冲突，自顾不暇，因而，至少未来几年，中国避免正面对撞、潜心发展的时机尚存。——关键是“潜心发展”，不要急于四面出击，更不能八方树敌，今天恨这个，明天恨那个。

尽管如此，较诸欧美早已完成现代转型，此刻不过迎来一轮政制调整小周期而言，吾人必须清醒，中国依旧处在起自清末的这波现代大转型的漩涡之中，尚未走出大转型的历史周期，而面临最后收束时段，如何收束，抑或，就差临门一脚，却又偏偏迈不出这一脚的棘手难题。一不小心，可能青黄不接，两头不着调。就是说，双方共处一个历史“时代”，而所处历史“时段”并不同步，因而，各自的困境、措置和期待，乃至于结局，并不一致。对此，必须保有深重历史自觉，更要有政治警觉与基于历史担当的政治决断。

职是之故，值此转型收束时刻，为了保证上升趋势，不至半途而废，更非不进则退，尽可能利用并创造一切有利条件，下述七个方面，恐需未雨绸缪或者亡羊补牢，多所因应。

第一，政治立国尚未完工，而政体改革的道义动机阙如，国家精神萎靡，遂至跋前踬后。

　　 中国百多年来的转型，是因应地中海文明与大西洋文明而来的自我调整，在将现代文明拥抱入怀之际，孜孜于建设“现代中国”。换言之，这是一个旨在政治建国的文明转型进程，也是文明转型时代抽绎政治意志的建国大业。所建者非他，一个以中华文明垫底，而融汇舶来现代文明以为筋骨，集“民族国家—文化中国”与“民主国家—政治中国”于一体的现代国族。

在此，解构帝制王朝政治，移植继受现代性政体形态，着力于这一政体的落地生根及其中国式成长，而以“立宪民主，人民共和”笼统，是清末以还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主旋律。正是在此，虽说中国既有政体究竟属于何种形态，处于建国立政进程中的哪个阶段，公婆异说，见仁见智，但是，考其政道和治道，其于权源出处和权力配置两方面，尚未达臻“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现代政治”所界定揭示的可欲境界，也是明摆着的。

一方面，驱动改革的利益动机消耗殆尽，早无推动力；另一方面，固化利益格局的利益动机又太强大，撼动不得。故而，此刻需要激活改革的道义动机，而又偏偏道义动机阙如，不见踪影。华夏文明对于国族天命的自觉自省存在短板，令人心焦。

此刻知识界和体制内不乏希望推动政体改革的呼声，思潮涌动，嘈嘈切切，而既有体制高层推导改革的道义动机不足，列宁式政治理念甚或多所回潮，不进则退，构成了这波大转型走到这一步时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说实在话，走到这一步，怕是谁都没想到的，却又必须破解而后进也。

　　 在此，整体性的政治理性缺失和国家精神萎靡，会不会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一般民众生活持续改善而愈发严重，当然需要警惕。但是，更要警惕的是，万一经济持续下滑，收入减少，周边环境持续恶化，不仅未能倒逼出政体改良的决心，却导致走回头路，亦未可知。果真如此，哀莫大焉。

　　 第二，警惕背离常态政治轨道，在军备竞赛中将中国拉入战备体制。

　　 中国的成长和文明复兴，其外部性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客观上需要全球布局，在资源、基金、技术、市场和劳动力诸端，营造战略纵深。“一带一路”于海权和陆权双管齐下，激活“世界岛”，反海权包抄，自有必要。若说刻下中国尚有政治与政治意志，则此为亮点。但是，另一方面，战线拉长，触及诸多既得利益，甚至直接挑战既有体系，周边压力必然增大，而以一国周旋于沿线众国，辗转于利益攸关的诸路豪强，会不会就此把中国拖入战备体制，在高度紧张中延误民生提升与分流本应用于科教进步的人力物力，尤需警惕。

　　 当新造军舰“像下饺子一样”驶向大海之际，豪迈归豪迈，考量中国现有国力的承受能力，平衡战略纵深拓展与防范国力透支的关系，特别是要防范战略透支迫使于已然开支巨大的“维稳体制”之上再叠加上“战备体制”的可能性，更是必有作业。一旦形成此种双元体制，不仅将会出现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的重大调整，而且必然意味着整个国策的转向，对于成长中的大国和文明复兴进程中的中国来说，是否由此逸出近代中国历史的主导性政治意志和历史轨道，“出师未捷身先死”，同样亟需周详检视。

　　 换言之，如前所述，近代中国历史进程的主旨在于政治建国，为此，需要度过异常政治时段，建设常态政治下的生活秩序。必须看到，虽有百年转型为期，但中国至今仍旧处在非常政治时段，尚未走出这一历史险境。对此，但凡透过大历史望远镜一看，其意其义，自然不言自明，所以才会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乃至于有近两年蔓延开来的人人自危这一社会心理现象。在此，无论左中右，不管奉行新自由主义还是儒家宪政主义，对于实现全体国民政治上的和平共处，其为常态政治的表征，也是政治建国的目标，想必均无异议。

　　 为此，在既有世界体系中，尽力避其锋锐，营造相对有利的国际形势，同为题中应有之意。正是在此，草根毛左猖獗与体制内的左右之争，左右之间毫无理性的互相谩骂，仿佛导致某种“全面内战”状态初现，实在匪夷所思。毕竟，迄而至今，浩瀚中国有待整合成一个有机的政治共同体和法律共同体，并且，以文明共同体来收束政治分歧，而过早的撕裂与意识形态上的后撤，恰恰与此背道而驰。

　　 第三，也就因此，思想视野逼窄，文化原创力疲弱，彰显了提升华夏思想劲道、提撕国族道义境界的必要性。

　　 晚近三十年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代，久经压抑，一时间出现过短暂的思想活跃时段。这十来年，知识增长明显，学术性作业在质量两方面均有提升。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60个大项360个小项的一揽子改革方案，2014年四中全会和翌年五中全会关于建设法治国家与国家治理现代体系的阐述，均为此种思想和知识作业的成果，也是中国软实力提升，在完善国家建构和提炼政治理性方面的正面展现。

另一方面，随着这两年钳口日甚，思想的推动力与文明的内在原创精神，实际上均有所削弱，封杀既多，愈感压抑，致使汉语思想和中国文明的供给能否支撑起大国成长的步伐，满足大转型收束时段的要求，已经表现出吃紧的一面。照此一日紧似一日的趋势下去，知识性技术性作业或许还能继续，但理论探讨与思想创造势必日趋苍白。此种精神衰颓与思想萎靡，其负面效应不会立马显现，而有一个积累过程，但是，一旦成为既定事实，就不是三、五年所能扭转的，甚至不是一两代人所能超克的，则祸患大矣。

有鉴于此，掌管意识形态和文宣的权力机构，请多少放开点儿口子，至少维持住眼下有限的多元开放的思想局面，保持与其他文明的积极互动，不再进一步收缩和打压。此为正途，究竟何去何从，考验着体制内外的政治诚意和心智力量。

　　 第四，中国文明复兴与防止帝国情结发作。

　　 中国重返大国行列，中华文明渐趋复兴，历经一个半世纪艰难煎熬，走到这几年，蓄积既久，势头尤猛，世界舆情均有反应。我们作为普通国民，出国旅游，洒扫应对，亦有感受。周边国家，包括东南亚诸国，肯定感受更为强烈。

恰值此时，从奥斯曼土耳其，到曾经的沙俄今日的俄罗斯，以及今日的美利坚，仿佛新老帝国情结都在发作，尤其是奥斯曼帝国情结发作尤为明显。俄罗斯总统公开宣示俄国的边界没有尽头，利益所在就是边界所在，此种赤裸裸沙皇-斯大林式扩张主义，致令周边小国和欧洲舆情发酵，自在情理之中。

可能，在外部观察者看来，中国的复兴亦有帝国归来的意味，对此，应以俄为戒，时刻提醒自己，并以和平重返大国行列的负责任国家形象，昭示中国的国家德性，明确中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国家定位。

　　 目前来看，周边小国和其他国家对于中国重返大国行列和文明复兴，似乎多所防范，吃不准，生怕中国帝国情结发作，明里暗里，各自合纵连横，所以才希望保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和政治存在。的确，近代中国一直以“民族国家”建构自己的法政身份，并展现了迈向“民主国家”的可能性，这几十年里一直以“与国际接轨”展现对于既有世界体系的服膺和尊重。

但草根阶层动不动嚷嚷“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说明随着生活改善、国家实力提升，民间爱国主义很容易发酵膨胀为帝国情结。此非惟尚存于群众心理，也蔓延于某些知识精英意识之中。

虽则如此，在我观察，此非全国整体性现象，则在大国豪迈与帝国情结之间，需要做出清晰区辨，两相中和，同样需要诉诸现代文明启蒙与政治智慧。此次中韩官民两方，围绕“萨德”而对准“乐天”较劲，中国知识界自始表现出冷峻理性，多少起到了纠偏作用，堪为中国心智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尤值一赞。

　　 第五，普遍参与要求与防止国家能力流散。

　　 今日中国，党内党外，在朝在野，普遍参与热情高涨，势头汹涌。不仅知识界早有这种呼声，而表现为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论规划和道义呼唤，一般民众亦有参与诉求，不遑稍让。影响所及，包括微观生活层面的小区物业管理，也有一个普遍参与的问题。参与不足，民主供给有限，导致参与赤字，这便掐架了。

伴随着贫富差别日益显豁，参与赤字叠加上尊严赤字，遂造成普遍不满。这是客观事实，蔚为民情国情，无需掩饰，也不应掩饰。因此，如何满足普遍参与要求，同时防止由于民主供给不足，而在民主思潮冲击下参与行动突然爆发之际，撞击之下，国家政治能力和治理结构一夜间流散的危险，今日考量中国战略机遇期，必须于此慎予措置，严正对待。

　　 往昔亨廷顿曾经做过提示，诸多新兴民主国家的实践亦且证明，时当民主政治初期，爆炸性的参与可能导致无序。就是说，在公民政治参与需求爆炸性增长之际，既有政体尚未搭建任何参与机制，则一时间必然导致“体制过载”，一定范围和程度的政治动荡乃至政治崩溃，遂不可免。

以中国情形而言，维稳体制下的政体本就缺乏松动与活力，又对可能到来与势必到来的政治参与了无诚意，未曾认真设想过任何预案，而政治参与积压已久，其冲动，其规模，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呈现出爆炸性方式，应对无方，难免动乱和暴力，则一旦发生，情何以堪。

　　 因此，一味拒绝参与，亦不曾有过某天一旦大众参与浪潮真的拍岸而来的任何设想和预案，则压抑不住，浪潮汹涌而至，结果不难想象。假如以机枪应对，则更为不堪。那时节，连治安与和平这些公共产品都难以保证，还什么战略机遇期不机遇期的。因而，就“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而言，此时此刻，正是认真思考减少参与赤字与尊严赤字，并为终究大规模到来的参与规划预案的时候了。

　　 第六，大国责任与发展中国家自我定位的平衡。

　　 随着中国逐步坐实大国地位，客观上要求行使大国权力，担当大国责任，甚至在未来担负起超级大国的责任。前者主要导致大国外交与大国互动，后者则更多地牵扯到与中小国家的关系。情急所至，身为大国，必要时就得做老大，压压这个，扶扶那个。毕竟，刻下的世界，条约体系与霸权体系并存，它们合一，维系住了这个世界体系。因而，无论是全球老大还是地区老大，但凡老大，就得尽老大的责任，出钱出人，而首先是提供地区秩序或者全球秩序这一公共产品的责任。

　　 好在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东亚老大和世界历史民族，不缺这种文明记忆和政治情怀。问题是当今世界不是古典中华世界的时代，亦非宗藩攘夷手段所能对付得了。因而，如何在既有国力准允的范围内，调度自家实力而服务于实利，而非孜孜于法兰西式浮华政治，才是自“韬光养晦”到“有所作为”的过渡时段，亟需仔细拿捏的。

　 就以朝鲜半岛为例，罩不住金家，也管不住他的手脚，结果愣头青瞎胡来，大家不得安生，而首先是扰乱中国战略布局，打乱中国成长进程，就别怪他人插手了。目前来看，中国于此失分甚多，将好不容易培植的中韩关系毁于一旦，等于助力于美日韩军事同盟，终至美帝名正言顺地实现大规模武装存在。

　　 随着欧美内部自我调整，特别是最近未来几年，美国可能愈趋内向，并伴有大国衰落时的急躁、阢陧和没羞没躁等症状，需要中国填补的战略空间可能有所增加，则自大国向全球性大国迈进之际，如何步步为营，尤其不能操切，亦不能嚣张，才真正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智慧与国家理性的赶考期到了。

第七，也是最后一点，防止中国滑入普京式选举威权。

　　 普京式治理，一如当年铁血宰相俾斯麦式治理，以强人力导，靠恐怖维系，窒息社会，围剿异己，终至“一夫强，万夫弱”。一旦领衔强韧肉身不再，则脊梁早被强人打断的国族，顿失维系，迅疾失重，进退失据，终究土崩瓦解。而且，强人终究是人，是人就有天生局限，此刻既已坐大，私心膨胀，权势嚣张，不再受控，颐指气使，刚愎自用，不仅可能将私利置于国族公益之上，而且，早已于唯唯诺诺的谀辞包抄中丧失心智平衡，以致昏招连连，却还沾沾自喜，亦未可知。表面上光鲜，肌肉强健，实则肉身凡胎，逃不出权力咒语。

　　 固然，大转型时刻，各方啸然，客观上需要一个领导核心以及卓越领导人，于强毅力行中杀出血路。但是，纵便情势如此，不得不然，却也不能以牺牲社会活力、民间思想劲道、精神自由表达和全民智慧的多元发育为代价。否则，举国上下，实腹弱智，不堪一击。毕竟，值此纷纭时代，千般纠结，万端纷沓，仅靠一个大脑，哪能周全，其实，根本就应付不过来。

二十年前，普京就任，信誓旦旦，“给我二十年，还你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时光飞逝，一转眼，今日俄罗斯人口总数不升反降，净减一千多万，GDP腰斩，从2.8万亿美金速降至1.4亿。犹有甚者，国民平均寿命，尤其是男性平均寿命，居然滑落至百年来和平时期的最低值，实在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恰恰表明一夫独强的恶果。

　　 当地时间2017年3月26日，俄罗斯多个城市爆发大规模反腐败游行，矛头直指和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莫斯科红场上甚至喊出了“俄罗斯不需要普京”的口号。此次游行事件中，莫斯科约有500人遭警方逮捕。

　　 近两年来，自勃鲁布鲁斯海峡两岸，一路往东，经中亚细亚，至朝鲜半岛，再南下菲律宾海，出现了一个弯月状强人政治区域。各拿盒子炮，纷纷亮肌肉，表明世界均势打破后，格局正在重组，而世道蹇促，于是，从容不再，优裕消失，粗鄙应运登场，蛮力政治开始嚣张，蠢蠢欲动。就此而言，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仍在，却时日不多了。

　　 说一千道一万，综合上述七点，想说的是，大概率而言，未来十年依旧是中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就看能否抓得住。而千头万绪，最要紧的是必须阻止中国滑入“普京式治理模式”这一陷阱。其以有限的选举政治与常态宪政为表象，培植基于人身崇拜的依附关系，将政党私性化，用原教旨文化宗教情感和国家主义煽惑民众，操纵政治和媒体，以确保对于权力的永久垄断，从而，毫不隐晦地实现统治集团对于国民财富的公然攫取。

其所倡导的所谓“主权民主”，刻意回避真实的立法者界定，而使占据要位的政客与官员、私人财富圈子、“背景深厚的人”，总之，所有的自家人，于实现赤裸裸私利的同时，却无需承担任何政治责任。为此，甚至以肉体消灭的方式来实现对于反对派的压制，通过政治压迫而攫取对手资产来为既定体制输血。

值此情形下，其所标榜的法治荡然无存，恐惧遂蔓延于政治领域，不安成为社会常态。总之，较诸此刻中国的“禅让式威权”，此种普京俄国的“选举式威权”，内政上导致万马齐喑、裙带关系和普遍腐败，在全球体系中，则好勇斗狠，将国家置于严重对立的敌我关系险境。因而，无论是在国家理性层面还是公民理性角度，对于俄罗斯国族及其全体国民，其之均非为福，不言自明。普京再干下去，势成万年总统，俄罗斯民族有祸矣。

（此文为2017年3月12日许章润教授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