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一声沉闷的长笛，载着将近五千人的航行者号邮轮驶离了悉尼港口。下午五点半整的天空下是一片幽蓝的港湾，悉尼歌剧院看起来十分优雅，远远望去，下午时分的歌剧院更受众人宠爱，人们徘徊在广场上举着相机流连忘返，试图找到更好的角度进行拍摄。有人就坐在歌剧院正前方的海岸边，看着周围的红色屋顶在树荫里若隐若现，想必心里十分舒心。Jenny 望着窗外出了神，她总是告诉我说，自己下次一定要去那边坐上几个小时，什么也不干，就是坐着吹吹风，晒晒太阳。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这南半球吹的海风有什么不同。我嘲笑Jenny 太傻，平时工作忙到睡觉都不够，好不容易靠港一次，肯定是立马去唐人街或者便利店买些生活必需品，或者找家中餐馆吃顿好吃的犒劳自己也行。毕竟船上的员工餐，说是好吃都算是夸下海口了。何必浪费那个功夫，又不是过来旅游的。不管她跟我念叨多少次，最终她也没了了这想法，谁让她跟了吴一起呢，性子急，对生活又毫无观察力的人，是不会陪她发呆的。
Jenny 是个小个子女生，看起来很弱不禁风的样子，胳膊上居然也有一块肌肉，当然对我来说那是一块“鸡肉”，而不是肌肉。刚认识她的时候，印象算不上深刻，相貌平平甚至说有些过于普通。头发很多但也非常毛躁，还带有自然卷。脸颊两侧有痘痘，鼻翼和细小的眼睛下面洒落着稀稀拉拉的雀斑，看起来很无辜也很可怜，所以普普通通的Jenny 没有让我觉得讨厌。她很胆怯，刚来的时候，看起来非常沉默。有一次，在开员工会议中途，突然剧烈抽泣起来，我坐在她斜对面不禁有些摸不着头脑平时她很安静，不爱说话，做事也很卖力，我没料到她会在人们面前落下泪来。所以她是一个在沉默中爆发的人，好过于另一种。
这里每个人看起来都在默默忍受当中，忍受远离家乡，或者说远离祖国的痛苦，忍受陌生环境的压抑，忍受上司的打压和挑衅。大部分人都是新人，有从学校刚毕业的，有从其他行业转过来的，有一两个还在学校读书，不过这群人都是中国人，吴就是从护士转过来的，也不明白她怎么就想起了要来端盘子，端那种又重又大的瓷盘。其他国家的人都是在酒店工作好几年才到这里来工作的，相比较之下，我们这群社会小白初来乍到，也不知道是好是坏。
每天的工作结束后，基本到凌晨一点才能躺下休息，时运不济，登船的月份刚好赶上公司一年两度的卫生大检查。各方面特别严格，员工日子自然不好过。接待完了客人，就是各种打扫卫生，拿着化学喷雾擦桌子底座，重复一遍又一遍，直到像新的为止，可是这艘船明明已经快二十年了……想到这里，不禁觉得真是上了贼船。现在我也不明白，拼命擦桌子底部的意义在哪里？作为一名船员，到底该以怎么样的心态去面对周遭的一切，是我们这帮“新生儿”每天的必经课程。
每天下午在主餐厅上晚餐班表的时候，每个人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谁也顾不上谁。无论在开餐之前做了多么充分的准备，一转眼别人就会顺手牵羊，在客人就坐的时候，倒不出水来，因为水扎不知道跑到那个服务台去了。只要一开始忙，原来死气沉沉的装备，都会立马变得活手活脚起来，满屋子乱蹿，直到最后晚餐结束，不管是需要的也好不需要的也罢又都会回到你的服务台，因为这个时候，要把它们装上餐车运进那个噪声大作，热火朝天的厨房里清洗。在排队等待的途中，眼里充斥着堆积成山的锅碗瓢盆，垃圾桶里剩下的三文鱼和牛排，混在一起的奶油汤和面包，被剩下的凯撒沙拉生菜叶子混在一起，再多看一眼就要吐出来。洗碗工就在你的面前把那些垃圾倒进处理槽搅拌，你都能感觉到废物堆积久了发酵之后散发出来的酸臭热气，就那么一股不容你闪躲的速度钻进鼻腔。还没等人反应过来，后面的“印度老哥”就开始催促了。我反应稍微慢了一些，刚才那股恶臭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眼前要等着收集干净餐具，洗碗机轰隆隆的喷出热气，像个变异的巨大蛆虫。我丢了几个黄油碟，就是那些老外吃面包的时候，把黄油涂抹在面包里，咬一口又放回去的那种小盘子，这样就没人会跟他争夺那个涂满黄油的面包了，也会在一桌子人聊天的尴尬之际伸手拿起面包再咬一口，更有甚者，坐在椅子上的下一秒，手就迫不及待的伸向面包篮，要是面包篮有腿，肯定会抬起屁股就跑，宁愿一头撞进垃圾桶，再被冲进处理槽，也不像被一双双油腻的手死死的捏在手里，何况还要用黄油刀一点一点割开肚子，被整块整块的黄油填满为止。过后顺手把餐布一盖，似乎从来都没有人动过那篮子面包。黄油从面包肚子里被挤压出来，沾在嘴角上，不知道从小都吃了些什么的人能有一条那样的舌头，实在难以想象面包在他嘴里都遭受着怎么样的痛苦。话扯远了，我回到服务台，那个“三”，冲我吼了一声，我没明白过来他到底怎么了，他转身往厨房的方向走，他的背影看起来摇摇晃晃，步伐极快，嘴里吐着我听不懂的泰式英语。不过他人还算不错。我丢了他的黄油碟，不知道这个时候正在哪位服务员的手里擦着，也不知道即将被谁又重新放上一块面包，再重复着被运进厨房，清洗，消失，又出现在另一张桌子上。但无论如何它们只有一个使命：塞满黄油的面包的最后一站。
餐厅里只有三一个老泰，他真的是老泰了。五十七岁的人也不在乎结婚生子，兴许他是个同性恋吧。结婚这个词从他嘴里说出来我是听懂了的，否定句表达的也没什么问题。不管怎样，反正我是实在难以想象作为gay的三年轻的时候会是哪般模样。我跟他搭档了一个周，也是我在主餐厅上晚餐班表的第一个周。我听不懂客人点的酒的名字，什么southern 玩意儿，我现在也没记住。不懂什么顺序，别人看我一眼，就怯懦的过去拿着小本子记下来，到底写了些什么鬼东西恐怕自己都不太清楚，跑到酒吧门前，只能勉强模仿着客人的口音重复那些单词，绕来绕去半天，酒吧的人终于搞懂了，把我笑到脸颊发烫，让我不要讲Chinese English ，既生气又羞耻，还很无奈。就这样度过了第一个夜晚。回到宿舍就开始恐惧明天要怎么样面对根本听不懂的洋文。在梦境里还在重复着相同的一句话“what would you like to drink tonight ？”
我忘记自己是怎么熬过来那些日子的，是人生噩梦。一节特别难熬的课程，每节课都能学到新的东西，每天在自己的无知沮丧煎熬和学到新知识的兴奋中当中来回碾压。就这样度过了一个又一个航程。在船上，船员的时候不按照星期来算，也不按照月份。每个人都会数航程，七天的，九天的或者十一天的。五天的基本没有，如果偶尔有一个十五天的，船员们都只会捶胸顿足。如果航线不佳，越长的航程会有越多的海上日。就是船一天到晚都在海上飘着，风浪不大根本感觉不到它在动。下了班就去食堂扒几口为了活下去的饭菜，去后夹板抽支烟，一天就这么过去了。说到吃饭，菲律宾人的饭量惊人，一大长桌的菲律宾人，每个人盘子里都盛满了白饭，就着里块干到骨子里的鸡肉或者猪肉，其中某个人从裤兜或者围裙里掏出来一包看不懂的酱汁，在桌子上传递下去。叽里呱啦的讨论起来，也不知道是说的事开心还是那包酱汁太好吃，每个人都会大声笑出来，有些人的声音听起来雌雄难辨……
菲律宾人很少一个人坐着吃饭，食堂里总是有几张桌子是固定的菲律宾人坐的，角落里挤满了印度人，也好，免得他们说话的时候把咖喱溅到被人身上。中国人也扎堆一起吃饭，船上中国员工不多，大家惺惺相惜，不管是谁，都能聊上那么几句，下班了就各回各家，很少喝酒聊天。菲律宾人最爱喝，那儿都有他们的身影，印尼人普遍给人一种好商量的感觉，吃饭的时候相对安静，他们之间也会传递那种我们不认识的小调料包。很少见白人中规中矩的吃饭，他们是那种为面包生，为面包死，也可以对面包漠不关心的人群。
偶尔遇上特色菜的那一天，就是所有人耐起性子甘愿排队的时候。难得暂时告别难喝的油腻的猪肉青菜汤，一团烂泥似的“印度美食”，还有不知如何评价的打着亚洲旗号的不可名状的乱炖。每个人都探头探脑，恨不得一个箭步冲上去把盘子装满，要是谁在前面打了一勺又一勺，后面的人会非常愿意的起监督作用，担当起“有福共享”的责任，把牙齿磨得咯咯响，到他自己的时候，什么都是身外物了。这就是船员们的食堂情况。
人们说“男人不娶戏子，女人不嫁船员”。也不知道谁说的这句狗屁话，人都有得到幸福的权力，每个人的方式都不一样。哪怕过程看起来虚无缥缈了一点，但结果只要不太荒唐，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何况，其实大家都很忙，谁又真的始终关注着谁呢？
悉尼歌剧院附近有一家越南餐馆，我误打误撞吃了他们家的越南粉，酸辣的口感让我立马有种回到国内街边摊的感觉，说热泪盈眶是假的，倒是真的感动不少。如果一个人因为以为吃饭一口喜欢的饭菜而感动，你怎么能说他不可爱呢。后来经过越南的时候，专门去找了家看起来正规的越南餐馆，头一道菜就是越南粉，结果大失所望，除了那碗越南粉无人问津，其他的都一扫而光了。奇怪，悉尼的越南粉更正宗？到底哪个是真的，那个是模仿的呢？
好的港口附近基本都能满足船员们的需求，购买生活用品和吃饭，纪念庆品店也很受欢迎。为了纪念本人曾到此一游，我特意收集了好多冰箱贴。后来发现，贴在冰箱上后就再也不会多看一眼。也不会因为这个多么怀念或者伤感当时的某个时刻。人，就是这样的。健忘…
繁华的港口，就比如悉尼歌剧院，这是闻名遐迩的世界著名地标，船停在这里，客人满意，船员更加满意。船上的人拍船下的人，船下的人抬头仰望船上的框框口口，好像从中能窥见什么见不得人的丑闻一般。Jenny 喜欢录视频，她说视频是活的，照片是死的。以后回忆起来，会更觉得生动一些，这话听着也没错。所以每次她偷跑到十二层甲板就为了录个视频发朋友圈的时候，我也不反对她。对我而言，活的死的，都不重要。
船停了，肥瘦相间的人群从船身侧面开的一个口子里流出去，好想憋了一路的大便，船终于可以吐一口气，舒缓一会儿了。船员们也笑颜齐开的跟着涌了出去，清一色的黑，灰，白体恤和短裤，拖鞋，加一定不知道戴了多少年的棒球帽，挎个包租婆收租的小包就出去寻乐子去了。暂时丢开船上的七七八八，混进人群里，也是一帮走过世界的人了……
当个船员同志，没什么不好……
等到下一次鸣笛，又有新的故事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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