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学历史的最大害处是什么？”
陈旭麓的答案是：“不学历史一样吃饭，学了历史饭可能吃得好一点。”继而，他又补充道：“缺乏历史知识的行为是盲目的，盲目性给个人与社会都会带来损害。”
他认为：“政治家看到的是地平线上的东西，哲学家看到了地平线以外的东西，历史学家记下了地平线上的东西，但要把视野从地平线引向地平线以外。”
近代以来，教育呈现普及化趋势，从小学教育到义务教育，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从青少年教育到终身教育，一个人如果不进入学校接受教育，就无法适应社会生活与生产，如果不持续地参与学习和培训——不管是被迫培训还是自我进修——就无法应运而生，顺势而为，于是教育成了最大的民生，也日渐成为众说纷纭的最难之事。
硫磺岛战役（1945年2月19日至3月26日
然而，在教育普及的表象背后，当我们反观教育之内容或曰课程时则会发现，其侧重于工具学科和职业领域，即注重使人们“学会生存”，一如流传甚广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所归纳的当代教育目标四大支柱：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处（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和发展。而涉及“人是目的”层面，或者说道德与价值观层面的教育内容，往往被快速推进的、显性的教育改革、进步和发展所屏蔽，被忽视，以至有人感慨：我们走的太快了，请等等我们的灵魂。而回顾以往，“人之为人”的教化，在中国古代是以诗书为主要课程内容来体现的，在西方近代以前则主要是通过教会推行宗教教育来完成的。无论个体还是团队，族群还是国家，我们总要不断地追问，“为什么出发”比“在路上”更关键，就好似我们经常思考的教育现实问题，那就是学生成长的根本性问题，即在于，“为什么学”永远比“学”本身更关键。由此，我们总能在历史中寻找到启示，在人类文明过往的根本性思考中找到答案。
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并不是生活在一个完全真实的世界之中，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建构，除了自己的肉体触及到的非常有有限的部分，其更广阔和更深层的、我们自认为真实的领域，其实是人类历史上的所有精英通过图像和文字帮助我们构建而成的，这些部分，只是一种作为意识的存在，或者是一种信以为真的历史的想象。
因此反观，我们有两个触手可及的世界，一个通过自身的器官去亲自感知，一个是通过阅读和想象在知识和思维的构建中抵达。旅行、读书、建构和思考，拓展了我们生命的宽度、深度和丰富度。我们永远需要不断地重新学习，以求自我完善，因为没有一个真实的生命是已经完成的生命，除非已经死亡。
开罗会议（1943年11月）
最近，在写读书笔记的过程中，总盘旋着这样一个追问，一个定格的、永恒的追问：作为一名历史教师，为什么能持续教？ 保持阅读和思考的状态，可能是最基本的支撑。也即，“教”以“学”为前提。
与西方国家、尤其是我所看到的美国教科书比较，我们的中学历史教科书，图文提供量小，或者说页码少，因此教科书给出挑选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现象以合理的历史解释，并形成主流（主导）价值观，就显得特别关键，而且，历史教师的引导——合理的、恰当的、接近准确的解读——也就特别重要，这大概也是每轮课程改革、每次历史教科书变动之际，都要对历史教师进行轮训的政策举措的出发点。
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导致“四个帝国”——土耳其、俄国、奥匈帝国和德意志帝国——的崩溃，现行教科书至少没有按序交代四个帝国的历史渊源，没有强调德意志和奥地利的民族同一性，没有指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宗教属性。这些都需要教师通过自己的积累和课外阅读在教学中加以适当的补充。
“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予古老的君主制度和贵族封建制度以最后的打击。在土耳其、俄国、奥匈帝国、德意志帝国和各个单一的德意志国家，帝王宝座倒塌了。朝廷臣子、所有社会上的头面人物与拥有特殊利益的旧的土地贵族，全都随着国王的跨台而消失了。这次大战的确是民主制度的一次胜利，尽管是辛酸的胜利。它把从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开始的过程更向前推进了。但对现代文明的基本问题，如工业主义和民族主义、经济保障和国际稳定等，这次大战并没有作出任何回答。而且，它严重地削弱了欧洲主要国家的实力，它们正面对着经济力量日益兴盛的美国、建立起革命政府的苏联，以及反殖民运动蓬勃开展的非洲和亚洲。”
战争期间英国女性志愿服务者在组织消防逃生演练
战争不仅带来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动，而且还客观促进了民族觉醒和解放运动，中国、土耳其、印度、埃及、朝鲜、印度尼西亚以及东欧的诸多国家的政治动荡和走向独立，跟第一次世界大战密切相关。
“19世纪的最后20年，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变成欧洲文明的一部分。似乎就在一夜之间，它给欧洲送来了欧洲人能够理解的伟大的文学和音乐作品。俄罗斯的小说在西方简直是家喻户晓。所有的人都能阅读托尔斯泰（1828—1910年）的作品而不感到陌生；如果说，屠格涅夫（1818—1883年）和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年）作品中所写的人物是比较奇妙的话，那作者本身无疑是伟大的欧洲文化家族中的佼佼者。柴可夫斯基（1840—1893年）的旋律和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1844—1908年）的歌曲曾风靡欧洲和美洲。这些歌曲有时似乎隐含着粗犷、渺茫或忧伤之情，但始终没有背离俄罗斯的民族风格。俄罗斯人也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化学作出了贡献。他们在那些较深奥的智力课题如高等数学、物理或国际象棋中，都表现出特别的才能。”
这个奇怪的现象，在德意志第二帝国似乎同步。国家在社会经济和生产生活层面产生激烈的变动之际，往往会出现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艺术家。
“在这20年（1919—1939年）里，世界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方式，以信心百倍走向梦幻破灭，从满怀希望走向忧心忡忡。世界经历了几年表面的繁荣，紧接着就是空前未有的经济灾难。”
“二十年的休战”，这是率领法国军队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艰难胜利的福煦元帅，对于巴黎和会的担忧哀叹，也当然引发了政治家和历史学家的深深思考，也促进了思想领域关于社会改造的更多探索，各种理论应运而生，甚至包括极端反社会的思想。
“墨索里尼在德国找到了他最聪明的学生。阿道夫.希特勒1889年生于奥地利，战前无所作为。他不是知识分子，不像战前的左派新闻工作者墨索里尼那样。他从来都不是社会主义者，但他陷进一种激动不安的、种族主义类型的激进主义。他是奥地利一个海关官员的儿子，14岁丧父，几年之后丧母。他16岁时从中学辍学，19岁时作为一个艺术学生来到维也纳这个大都市，但他申请的那个艺术学院从来都没有录取他。当他父母遗留下来的一小笔遗产用完，而政府给予孤儿学生的助学金也终止的时候，他就零零碎碎地干了各种各样不体面的活儿，偶尔卖出他画的几张明信片和招贴画，但基本上是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几乎没有朋友、金钱和谋生手段。”
人类恶魔希特勒
希特勒为代表的负面历史人物，以及他们所带来的人类灾难值得这个世界有良知的人们始终警醒，因此教育的核心价值也显得尤其重要和关键。
“正当独/裁/者们兴风作浪之际，西方民主国家正在严重的和平主义支配之下摇来摆去，没有定见。所谓和平主义，大体可以说是不顾后果而硬要坚持和平。这时许多人——特别是在英美两国——都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实在是一个错误，根本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他们被战时的宣传欺骗了；战争其实是由武器制造商发动起来的；德国并不是引起1914年战争的真正原因；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是过于苛刻了；民/主/制度毕竟不是适用于一切国家的；一个巴掌拍不响，如果有一方坚决不让对方给惹恼，那就不一定会打起来。这就是当时人所持的一整套和平和容忍的思维，这当中既有真理又有误解。
西方的和平主义还有其他根源，这在法国最为明显。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大约有140万法国人死亡；1914年，在20岁到32岁的法国男人中，有半数丧生。在法国人看来，再重复这样的人类灾难实在是不可思议。因此法国采取的战略是防守性的。，是要节省人力。如果发生战争，法国人希望主要是在精心攀升防御工事——马奇诺防线内进行战斗。这条防线位于同德国相望的法国东部边境，沿着瑞士边境伸展到比利时边境，它的北面的阿登森林，构成防御任何侵略者的一道屏障。
在大不列颠和美国，情形也都差不多，只是程度轻一些。人们对于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与流血念念不忘，既悲伤又恼怒。谁都清楚地知道，新的世界战争肯定是更加可怕的；一想起城市被轰炸，大家便不寒而栗。这个时期出现的典型事例，是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通过一项决议，宣称，不论什么情况之下，他们绝不为自己的国家拿起武器。在美国大学生中间也出现了和平运动。
在美国，罗斯福总编尽管一再谴责侵略者，然而政府实际上执行的却是僵硬的孤立主义政策。1935—1937年间，国会的一个强大的孤立主义集团通过了中立法案，规定一旦总统承认在某特定地区存在着战争状态，那么便不得向任何交战国提供贷款、输出军火和提供美国船只。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美国就是因为这种经济卷入才被拖进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去的。在30年代，从美国的这个中立中获得巨大好处的是侵略者们，而不是被侵略的受害国家。”
没有对战争的彻底反思，没有全球对话和互信，没有共同的历史价值认知，没有文明交流中的想到理解和尊重，人类战争的根源就不会消失。
“1937年日军占领了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他们犯下了极其凶残和暴虐的行为，后来被称为‘南京暴行’（‘南京大屠杀’）。在一场即将来临的世界大战的可怕序曲中，日军杀害了三十余万人，强奸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妇女，并在街上焚烧大堆大堆的尸体。”
这与我们的主流表述几乎一致。
美国民众欢迎二战中归来的官兵
“历史似乎在以一种模糊的、不真实的方式在重演，这也是它重演的方式。德国人控制的地理区域几乎正好是19世纪初拿破仑控制的地方。他们组织起一种称作‘新秩序’的新的大陆体系，制定出管理、利用和协调欧洲人力、工业和资源的计划。他们原来没有制定长期作战的计划，只是在较晚的时候为了不断的军事需求才动员了自己的资源，对被征服的臣民加紧进行剥削。他们强制数百万战俘和平民在控制森严的德国军事工业中像奴隶劳工般劳动。他们派兵守卫着整个欧洲，制造出他们所谓的欧洲堡垒。他们在每一个国家里都有自己的同情分子、合作者或‘吉斯林们’。原型就是维德康.吉斯林，此人在1933年建立起挪威的法西斯党，1942—1945年间担任挪威首相。”
同样是军事征服，拿破仑和希特勒给历史留下了几乎完全相反的评价，一个是“军事天才”，一个是“纳粹恶魔”，一个“法国大革/命火种的传播者”，一个几乎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一个是万人景仰，一个是人类共诛之。因而，这次的历史重演，成为了人类永远的苦痛和教训，尤其对于欧洲人，这也正是欧洲在战后反省和联合的历史依据。
“我，回来了”（1944年10月16日下午1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重返菲律宾）
多年前，有一位同事在执教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公开课时，用了“回首已是百年身”这个标题，灵动地传递了历史的沧桑和启示之感。回溯人类过去，似乎每隔百年都有比较大的变动，例如百年前，有世界的大战。往前推移，1800起初是拿破仑的翻天覆地，1700到来之隙际开启了英国向帝国的发轫，而1600年之后的中国、日本和英国，分别进入了历史的转向。
这样描述，其实并没有客观的规律可言，但似乎有利于在学习中对于知识的建构，这大概也算是所谓“时空观念”的另一种落地吧？
【注】《帕尔默现代世界史4》：《两次世界大战：西方的没落？》，R.R.帕尔默 乔.科尔顿 劳埃德.克莱默著，陈少衡 周熙安 周鸿临等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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