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乡村，尤其是改变乡村的精神面貌和收入状况，这是许多人都很非常关心的议题，在很长的时间里，乡村都是地广人多，与城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乡村发展好了，城市发展更好，乡村发展不好，城市发展也会遇到相应问题。
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1920-1930年那会，中国曾有掀起过一起规模大、时间长、波及广的乡村建设运动，当时，全国出现了数百个乡村建设团体和机构，出现了一大批乡村建设的杰出人士，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被称之为乡村建设三杰的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
教育是晏阳初和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主线。
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以学校、社会、家庭三位一体连环教育的三种方式，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
相比之下，作为实业家的卢作孚，方法就接地气多了：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开办银行、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等。
抗战时期，位于重庆的北碚被称为“陪都的陪都”，卢作孚注意因地制宜，发挥地方优势。如北碚的煤炭资源异常丰富，但矿区皆在深山老林之中，运输全靠肩挑背扛，效率极低。卢作孚招集各矿业主，以招股办法筹集资金，修建了四川第一条铁路——北川铁路，使日运量由200吨迅速提高到2000吨，煤矿得到大发展，成为抗战时期碚都的主要燃料供应基地，有力地支援了抗日战争。卢作孚以交通运输为龙头的模式进行乡村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20年间，就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了一个“具有现代化雏型”的城市。
按照目前的话来说，乡村建设也是有优先级的，首先得让人收入提高了，其次才能改变精神面貌。如果顺序颠倒，往往事倍功半。
到了今天，乡村也依旧需要建设，方法也各有各的版本。
到了今天，乡村民众也依然存在，活法则是各凭所长吧。
一种是鲤鱼跃农门，读书-就业-变成城里人，许多的乡村的孩子，按照这个路径在斩断自己与乡村的联系，但这毕竟是少之又少，更多还是像候鸟一样迁徙，往返与城市于乡村之间，在城市谋生打拼，又无法割舍乡村，“留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就是这一批人的真实写照。
一种是塘里的泥鳅，翻不了大浪，活得也还滋润，说到底，这群留在乡村的人精明务实，不管是在家务农还是小本创业，他们都有自己的方法和目标，经营起来都有条不紊，开个小卖部，办个养鸡场，可能赚不了那么多，倒也其乐融融，但是加诸于他们的身上的天然束缚也非常多，就像海尔之后，再也没有这样一飞冲天的乡镇企业了。
剩下的绝大多数乡村民众，就跟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农民一样，他们许多都有着善良、勤劳等与生俱来的品质，与此同时又有着挥之不去的短视、自私等特点，作为一个族群整体，千百年来，性格特点一直没变，也就是晏阳初先生所说的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但是他们也想过上富裕体面的生活，也想自己的孩子读上大学，这也是他们奋斗的动力。
横亘在他们面前的，首先就是一把巨大而锋利的城乡剪刀差：一斤大蒜，从田间直达消费者餐桌，要过五关斩六将，经历层层关卡，在传统零售批发中，这斤蒜要经历农民-贩子-批发市场-超市/菜市场-消费者，足足五六个环节，每层加价30%以上。于是，在地头1元/斤的大蒜，到超市变成了8元/斤。中间的7元，支付给了这条漫长交易链，农民所获无几，而且还要承担诸如出现“猪周期、蒜你狠、向前葱”等周期陷阱，稍有不慎，就会中招。
时代毕竟是在往前发展，电商的出现即是一例，C2C的购物模式很大程度可以压缩流通环节，让大蒜从田间直达消费者餐桌时，消费者赚优惠，农户赚实惠。不过，这是比较理想的假设，许多的农产品存在时节性，对物流有很强的要求，而且但凡开过网店的想必都很清楚，在网店所砸下的推广营销费用，比线下做广告的费用肯定低不了。
更何况，还有一个天然的难以逾越的门槛，要懂网上开店，要懂营销包装，这对农户来说太难了，至少在他触网之初，一般是不可能具备这种能力，青壮年都进城务工，网店这块市场如果没有政策优势，政府支持，这个版块根本做不动。除非等个别品牌做大了，真正有利益可图了，才有专门的人来运营。
但是，新电商拼多多的闯入，打破了原有的体系。依靠C2B模式，拼多多实现田间直发餐桌，降低了中间流通成本，也在最短的流程中保证货品的新鲜。拼多多新电商模式的特点是，在短时间内能聚集起巨大流量，形成“消费者—农户”的多对多匹配。大量同气候、不同土壤、不同品种的小农产区，能迅速精准匹配到前端不同喜好的消费者，变大范围、小规模、分散化的小农经济为个性化优势。这种大规模的多对多匹配，也必然带动中国农业生产、流通体系的改变。
换句话来说即是，传统电商沿用网店扶贫，农货只能等待被动搜索，既起不到多少效果，还让大量投入变成沉没成本。拼多多模式则通过边逛边买的购物场景，将更多贫困地区的农货主动呈现，并带动3亿用户接力，帮助农货订单实现裂变式增长。人际网络元素的加入，为购物增添了更多玩法和乐趣，也让买卖双方的门槛都随之降低，“拼单分享”的模式让消费者从“简单的买买买”，过渡到“有趣的拼拼拼”。在拼多多上爆红的干果品牌康梦，就是依托消费数据，迅速抓住市场空缺后崛起的。
而且，在拼多多看来，解决农货滞销的“应激式扶贫”并非长久之计， 最根本的还是要帮助更多的小农，闯出品牌、提升溢价。在拼多多模式的扶持下，已经有不少品牌雏形初现：浙江80后小伙江平创办的“果小鲜”，3个月带动村民卖出5000万元销售额；陕西90后小伙刘宇的“聚果生鲜”，一周内卖掉1.5万斤“郑爷爷的梨”。
可以说，拼多多在一边解决全国各地农货滞销，也在一边扶持新农人闯出品牌，实现了应急扶贫与长效造血的融合发展。拼多多与其他电商平台还有一点不同不得不提，拼多多一开始起家就是依靠水果，因为平台能够短时间聚集起巨大的量，无论东家还是西家的橙子，一下子都能够拼光，果园主因此可以让果子在树上自然成熟后再摘下来。
英特尔原中国首席企业责任官杨钟仁曾说过一段话，英特尔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解经历了三个阶段：最早是1.0版的“授人以鱼”，然后是2.0版的“授人以渔”，现在是3.0版，即要与各界伙伴跨界合作，共同“营造渔场”，称其为“CSR3.0”（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y，即企业社会责任）。
拼多多何尝不是“扶贫3.0”。在供给侧，通过聚集海量订单分拆给产区，精准到贫困户；在需求侧，3亿用户接力分享的社交力量，让农货订单裂变式增长。
目前，凭借“社交+电商”高度融合的创新业务模式，拼多多仅用了2年多时间，即一跃成为全国第三、上海市最大的电商平台。拼多多目前拥有3亿付费用户、百万商家，年交易额达千亿元。2017年，拼多多全年催生9亿多笔助农订单，帮助农民卖出183万吨农货，直接拉动170.56亿元收入，为126万农民解决收入问题。
2016年年11月，国务院扶贫办就与15个国家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促进电商精准扶贫的指导意见》，完成了对电商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在今年两会时曾说，“文化扶贫是核心价值观，电商扶贫是翅膀，快车呀！”
拼多多新电商模式，有望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提升，提供了一种的新的思路。被称之为乡村建设三杰的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三位老先生，若是看到今天这一幕，亦应会点头赞许吧。（文/陆知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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