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教育历来是社会地位筛选的主要渠道。目前，最主要的教育筛选机制就是高考。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成为社会地位流动的最为正规的渠道，获得中产地位的许多体制机制都与这条渠道接轨。如考取公务员、律师、注册会计师等，都有高等教育学习的要求。又如，户籍制度与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学，即使北京、上海这样户籍控制极其严格的城市，也都可以转户口。日前，上海市出台办法，列入普通高校国家统一招生计划、全日制完成学业并取得相应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北大、清华的本科生可直接落户。
所以，千千万万的家长最为期盼的就是孩子能够通过高考上好大学实现社会地位上升。截止到2017年，通过高考已经有1.2亿多人进入大学。经过高考40年来的不断筛选，很多优秀的人通过高考这个有效的渠道，已经逐渐从小城市、从农村进入省会城市，进入北京、上海，他们中很多人已然成为了城市中产。还有，大学生中，60%以上属于农业户籍，他们毕业后，很多人也实现了社会地位的转变。
1999年，高考扩招启动。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总量达到382.17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跨越了15%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这条界限。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总量如果达到770万，毛入学率将接近50%这个普及化界限。近20年的扩招，给了更多人一纸文凭，也等于给了更多人一个流动上升的规范渠道，当然，最后能否改变命运，主要看你的努力了（高考改变命运，那是上世纪高等教育的精英教育时代）。
从基础教育而言，在当前的教育产业和事业发展中，校外培训机构、教育科技企业等新型教育供给者层出不穷，在线教育、虚拟学校等由互联网技术发展带来的教育供给新方式、新形态也迅速蔓延。有调查表明，在义务教育阶段，有较高比例的来自中高收入家庭的学生离开公立教育系统，就读于民办学校。我国一线城市民办小学和初中的学生比例最高，13%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小学，26%的学生就读于民办初中。相较于公办学校而言，民办学校的主要功能是满足高收入群体的差异化教育需求。就读于民办学校虽然意味着更多的教育支出，但可能接受到多元化的、高质量的教育。
近年来，随着我国出国留学整体呈现的低龄化、平民化和常态化趋势，就读于国际学校的中小学人数也在持续攀升。
校外培训也在持续升温。在家庭对优质资源的巨大需求下，课外补习机构通过花样营销手段引导家长的焦虑与期望转化为付费行为。当然，也存在着城乡差异、地区差异和家庭差异，城市的支出远高于农村，东北部高于东部、中部、西部；年消费支出最高的前5%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是最低的后5%家庭生均校外培训支出的20倍。
但是，校外培训一定加剧教育不公吗？事实上，富裕家庭往往有多种渠道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比如通过买房择校，进入优质的公办或民办学校等，而弱势家庭如果能以相对较低的成本投资校外培训，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学生从教育中获得更高收益的可能性。
其实，非均衡的公共政策，如在高中阶段实施的“普职分流”的政策、在普通高中领域泛滥的“超级高中”现象、高等教育领域通过“985”“211”和当今的“双一流”项目实施重点支持的政策，导致优质高中、优质高校的入学机会竞争越来越激烈，这种竞争压力一直传导到基础教育的各个层级。
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打破世袭制度，建立社会阶层流动的正常机制，是一个社会开明进步的重要成就和标志。教育在构造这个正常机制的过程中功不可没。
教育的初衷是促进个人和社会的进步，但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人们对教育的需求和要求肯定也会水涨船高，教育也越来越成为一种社会竞争手段。
教育能否促进底层的升迁性社会流动，并不仅仅是由教育本身决定的，主要受社会因素的制约。
但无论如何，教育还是应该听命于“初心”，哪怕面对经济资本和社会权力，文凭只是“一个日渐疲软的通货”。（18.8.16《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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