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鲁迅文笔犀利，一生骂人无数，但唯独没有骂过陈寅恪。当年陈寅恪的三篇文章《王观堂先生挽辞》、《与妹书》和《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考试题》发表在吴宓（清华大学国学院创办人之一）主持的《学衡》杂志上，结果鲁迅把吴宓骂的狗血喷头，唯独对陈寅恪的文章只字不提。
提到陈寅恪，人们更熟悉的是这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是他一生所坚持的东西。纵观陈寅恪的一生，有一个头衔是最常被人提起的，“清华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1928年前身是清华学堂的清华学校更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国学院成立之初就定下了要聘请了既有深厚学养，又有世界眼光的学术大家。
经过层层筛选，梁启超、王国维、赵元任、陈寅恪成为国学院最有名头的“四大导师”。这四大导师前三人大家都非常熟悉，王国维是开创用甲骨文来研究殷商史的第一人；梁启超则是“戊戌变法”的核心人物，著作压身；第三位则是从哈佛大学归来的学者，更是中国语言科学的创始人。
而陈寅恪则是“四大导师”中最迟到校的，在当时的名气没有其他三位导师大。陈寅恪能出任国学院的导师是国学院的主任吴宓推荐的，由于吴宓非常了解陈寅恪的学识，对他推崇备至“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另外，梁启超也曾为推荐陈寅恪出了一把力，当时清华大学校长认为陈寅恪既没有大部头（大部头：体系复杂、内容涵盖量大、主题相对深刻、篇幅较长、体制较大的著作）的著作，也没有博士学问，国学院的导师怎么能请这样的人呢？
对于校长的质疑，梁启超给了自己的意见，“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啊？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还跟校长说，“像陈寅恪这样的人才，如果不立即请回来马上就可能被外国的大学请去了。”
在吴宓和梁启超的力荐下，清华大学向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发出了聘书，这一年陈寅恪刚满36岁。陈寅恪学识之深厚，让人叹为观止，曾言，“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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