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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主要探讨修路给乡村文化带来的影响。乡村文化的特征是“形散神聚”，修路改变了乡村可见的“形散” 格局，同时稀释了以香火堂为代表的乡村文化“神聚”的内在动力。
修路对乡村文化的影响
一、乡村文化的特征：形散神聚
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总称。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华夏民族，大部分以农耕为主要生活方式。
农业家庭与土地密不可分，一旦获得土地，就会稳定下来繁衍子嗣、传承家产，建构起与土地直接相关的家族和村落文化。据此，胡映兰对乡土文化作如下定义：乡土文化就是在乡村中的长期共同生活里所形成的乡村特有的、相对稳定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总称。
孙庆忠认为，乡村文化的实质是形散而神聚。乡土社会的“形散”是农耕传统的必然。
一方面，由于每户农业家庭都需要一定面积的田亩来维持生计，考虑到往返交通和运输便利，居所和田亩之间不可相隔太远，因田地单位面积内人口容量有限，过剩人口只能迁出祖居地，另觅土地落户。
广西龙胜·泗水乡潘内村
另一方面，在农耕生活中，每家每户划地为界就可以自给自足，一小块土地上生产出的农作物足够满足自家基本需求，不必仰仗精细的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
农耕传统决定了社会分工合作只限于简单分工，大事家族内部分工，小事家庭内部分工，与家族姻亲关系之外的其他家庭联系不多。正如费孝通所说，耕种活动中既不向分工专业方面充分发展，农业本身也就没有聚集许多人住在一起的需要了。
根据孙庆忠的观点，存活在乡村的生活观念和价值体系乃是“乡土”之“神”。而农耕传统的文化认同中，最重要的理念是以中为尊，表现在：
一国之中以君为中心，群臣以辅佐为忠；一家之中以父为中心，儿女以顺承为孝；家族社区以宗族祠堂为中心，各家按远近亲疏环绕分布；一家之内以厅堂坐阴向阳墙面的正中为核心，作为祭祖上香的神圣空间。
费孝通先生以北极星模式作为差序格局的譬喻，自己总是中心，像四季不移的北斗星，所有其他人随着他转动。（差序格局：每个人以自身为圆心，其社会影响如水中投石一般向外推出一圈圈的波纹，圈子越近的，关系越紧密，发生联系越多。）
无数个北极星模式组成的差序格局，构成了一个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乡村熟人社会。其特点是：结构封闭稳定，缺少变化，以人与人之间的亲缘和礼数作为维系社会运转的动力。
以中为尊的观念，源于农耕传统对自然的观察仿效。与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不同，农耕民族固着在土地上，面临最大的生存威胁均来自自然界。旱涝霜雹等自然灾害，会使原本不稳定的作物产量增添更多变数，从而威胁到人们的基本生存。因此农耕先民致力于观察自然规律，以求避开灾害，获得收成。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
立春后,土块散,上没橛,陈根可拔。
此时二十日以后，和气去，卽土刚。
以时耕，一而当四。
和气去，耕四不当一。
——《齐民要术 一 耕田第一》
这就意味着，不仅耕作的季节很重要，而且耕作的日期要与天时物候精确相应。若依农耕历法进行农事活动，就可以得到“一而当四”的收获。这不是观念上的说辞，而是关乎生存质量的实用经验。
这套对人们生活大有裨益的历法，来源于先民对物候现象的细致观察。相关经验的总结，需要参看星象运转来计算节气，星象运转规律又是以恒定不变的北极星作为参照坐标得来。
收成丰歉，全在于天的农耕民族，寄希望于如北极星一般主宰永恒的秩序，于是渐渐发展出一套关于北极星的信仰体系，其最鲜明的特色就是以“中”为尊。
如同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论语·为政》），一国之中以“天子”为尊而群臣环侍，一家之中以“父”为尊而眷属拥之，形成一系列为农耕百姓所习于认同的“天地君亲师”严密生产生活秩序，其表现符号是供奉于堂屋正中央的“天地君亲师”牌位。
本文以潘内红瑶为例，探讨作为乡村文化观念核心的香火堂，受修路的影响。
潘内村位于广西省桂林市龙胜各族自治县泗水乡东南部，行政范围约为六公里，全村共二十四个自然寨，分为二十七个生产组，其中除大地组全为壮族，其他组99%以上都是红瑶。黄泥组和平寨组位于潘内村西北方向，是红瑶早先的祖居地，保留了较为完整的传统习俗。
村民把放置“天地君亲师”牌位的堂屋中央区域称为“香火堂”。香火堂作为祭拜祖先、“安龙神”的室内神圣空间，受到红瑶的格外重视。
新房建造之前，要请地理先生择日子、定（香火堂)坐向。新房建好后，还要委托地理先生请祖先光临，佑护家宅、“安龙神”保护田产兴旺，主人才能正式入住。
作为家庭的信仰核心、乡土情感的维系枢纽，香火堂一向受到重视，但在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香火堂却屡次受到冲击。
二、修路对“形散神聚”的影响
（一）修路对乡村“形散”的影响
如费孝通先生所料，现代中国社会正处于从血缘社会向地缘社会转变过渡之中。而这种转变最直接的媒介就是道路建设。
路况改善使人们活动范围扩大；原本村民们固守一隅，如今可四处迁徙；原本村民们生活在从小看到老的熟人社会，如今陌生地域之间的人际交流增多；原本是长老权力监督下的礼治社会，靠风俗习惯自我管理，现在逐渐向政府监管的法治社会转变。
由于社会分工细化，地方资源集中并重组，原本以农耕时令为准绳的一整套生活习俗不再完全适用。
由以下方面，可看出修路对当地乡土文化的影响。
1.工作
1996年路铺平后，村中青壮年有较以前更为便利的条件外出打工或参军。原本固守土地种田，产量只能自给自足，就算偶有余粮也不便运输交易；外出打工后，现金收入增加，同时接受更为现代的生活理念，本土观念受到一定冲击。
2.亲属
运输条件改善，村中普遍引进机械农具，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缩短了劳作时间。原本需要较多工作日、多个劳动力合作参与的砍柴、建屋等工作，可由机器部分代劳，人们的工作负担减轻，需要亲属协作的机会减少，对亲戚互助的需求也相应减少，血缘社会维持理由减弱。
3.婚姻
修路后，外出机会增多，人际交往渠道拓宽，异地婚姻结合也日益增多，熟人社会逐渐转型。
原本由于生产艰苦形成地方特色的“舅权”：在子女结婚、建新房以及子女教育方面，外家舅公都会予以适当关照；现随着外地汉族女性嫁入，外家亲戚距离较远，并且文化背景不兴舅权习俗，潘内也慢慢接纳了舅权逐渐淡化的事实。传统年节及人生仪礼时，舅公必然在场并赠厚礼的习俗，逐渐不再被重视。
4.教育
由于交通较以前便利，儿童入学率和继续受教育机会增多，学校从乡至县有较多选择，这也意味着，学生群体交往更为频繁，所受教育更加规范，接受的教育理念也更加先进。
5.人文情感
交通便利、外出打工使得本地经济改善，家用电器如电视、电冰箱、洗衣机的引进与使用，使得人们与山野、田地、河流接触频率减少，与土地的亲缘关系松弛，关于本土的人文记忆和乡土情感削弱。安土重迁的观念随之淡化。许多年轻人外出打工，往往过年才回来一次。
种种迹象表明，路况改善造成地缘之间的短暂迁徙（打工、求学）和永久迁徙（婚姻）频率增多，血缘维系程度相应减少和弱化。
路况改善的直接收益是：村民劳动负担减轻，生产效率提升，直接收入增加，资源配置更加灵活，受教育程度提高，与外界互动更加频繁密切，在教育、就业和生活质量方面趋向机会公平。
在过去，当地村民择居是以田亩大小、土地肥瘠、水源多少为主要考量。道路建设由本地村干部自行发起，起初的规划路线是连点成线，以迁就已有的房屋和住户，并尽量少占耕田为原则。因为修路需要占田，曾经引发部分村民与修路组织者之间的矛盾。
后来村民渐渐体会到道路建设带来的便利，由拒不合作转变为主动要求修路，甚至越来越多的村民搬离祖宅，在路边的自家田地（或协商买田）新建房屋住下。
这样原本的乡土“形散”格局变为以道路为轴心的小聚居区，以便利交通。
但从宏观来看，教育、打工、婚嫁、亲戚等长短期迁徙，无论是数量还是频率都有增多，实际上是加大了乡村格局中“形散”的程度。
（二）修路对于乡村“神聚”的消解
形散神聚的核心在香火堂，香火堂不仅仅是一个物化的牌位，还指涉其内包含的关于“天地君亲师”的文化认同理念。而路作为地缘社会的重要象征，对香火堂权威起到消解和弱化作用。
天：以往人们对天时严遵敬守，路况改善以后由于引进机器劳作，加快农作时效，并且由于运输便利，引进化肥催熟结果，不再唯天时规则是尊。
另外，由于路况改善使得本地与外界交流增多，政府加强管控，投资消防水阀、饮用水工程、水利发电站等水利设施建设，原来一味等待天降雨露灌溉的被动局面不复存在。
地：以往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是生存之本，而今由于交通便利，年轻人多外出打工，农村的土地存在闲置荒废的现象。
另外，与外界通路也意味着粮食和蔬菜都可以购买而不必亲自耕种。过去时令鲜蔬不易存放，只能制作成腌菜熏肉以供长期食用，现在通路后经济水平提升，引进冰箱保鲜，食品卫生和安全有了更多保证，饮食结构也得以调整。土地与人们基本生存之间的纽带得以松弛。
国：由于交通便利，外出打工、外出求学等机会增多，人们与更大范围的社会生活发生联系，对社会和国家有了更具体感性的认识。
亲：由于农耕传统代代流传的经验与现代工业信息化社会情况不同，老一辈的旧经验不敷使用，长老权威地位逐渐下降。又因交通便利，更多年轻人选择外出打工而不是在家务农，亲子时间减少，家庭关系相比以往更显疏远。
师：由于路况改善，交通更加便利，学龄儿童走读境况得以改善，另外，路况提升也使得各学校生源更广，学生对于学校可以有更多选择余地，进而，对于老师也有更多对比和要求。
既然生活中“天地君亲师”的实际情况已与以往不同，人们对香火堂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弱化。
（三）修路对乡土文化的负面影响
乡村血缘社会转向现代地缘社会的进程中，难免产生弊端，最明显的就是，由于交通便利和机器提高生产力，村民原本用于耕作的时间结余出来，无事可做，因此加重了赌博恶习。
春节期间 围观赌钱
由于人文价值观念的缺失，人们对物质价值的判断失灵，甚至原本属于人情的部分也用金钱价值来加以衡量，有时会导致家庭关系失谐。
比如，大年初五，亲兄弟俩因打工收入落差发生争执，愤而刀兵相向，导致其中一人多处受伤，严重失血，紧急住院。
这些现象是由于，原本一分努力一分收获的短期见效模式，转变为由市场进行价值衡量和判断，而市场尚未形成一套普遍通行的价值判断标准。
村民对经济运作原理所知甚少，也不清楚如何理财。原本守着土地就可安稳度日，现在由于社会分工细化，村民不得不承担更多风险。
另一方面，在现代条件下，农耕传统“长老权力”的旧经验不足以应对新时代新局面。
潘内村红瑶道光年间石牌法
另有保存完好的光绪、民国年间石牌法
传统礼治已失去其固有权威，但严密的法律体系尚未完善，尤其是人们的公益观念尚未形成，以至一些公共秩序乱象得不到有效解决。
三、总结
综上所述，道路建设给乡土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其真正的内在矛盾是生产力变迁领先于生产关系的调整；机械化大生产下的物质供求与根深蒂固的农耕传统观念之间的不相匹配。
乡土文化的特征是形散神聚，而乡土文化实际依托的文化背景是血缘社会。血缘社会转向现代社会的直接途径之一是道路建设，道路建设使得地缘联系增多，血缘互动减弱，因此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形散神聚的乡村文化传统。但是由于人们的观念尚未得到主动引导和自觉转换，因此易产生紧张情绪和人际矛盾。
中国目前仍有8亿农民以农耕生活为主，即使是农村外出打工者，仍为农村的根脉所牵系，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仍属于农耕文化传统。
传统社会的“形散神聚”模式对于现代社会仍有积极意义：1.提供信仰敬畏；2.给以感情寄托；3.维护社会稳定。
并且，即使是社会化大生产的今天，农耕传统所依据的自然规律与时序物候仍然不变，现代生活虽节奏加快，但基本物资生产仍受自然规律制约，农耕文明总结的生产规律和生活理念，对减缓现代社会的普遍焦虑大有益处。
当代社会应提倡对自然的敬畏和适度索取，引导社会的分工合作、培养公民付出与分享的精神；提倡对至亲的孝养和对老师的尊敬。在破除旧式长老权威的因循守旧、独揽大权格局同时，培养自尊自信、尊重他人的现代社会理念。
潘内先民作为被欺凌的弱势群体，迁入深山才得以保全生存，因此对他们来说，路越险阻、越易守难攻就越是好事，从而形成偏远隔绝的山区聚落。
但随着时代发展、生产关系改善、资源调配的优化，当地人对物资交流、文化交流的期待，使得道路建设成为势所必然。
道路建设将乡村的形散局面拉扯扩大，但维护社会稳定的神聚虽有一贯的内在需求，却没有得到积极主动的巩固。
道路建设只是通往善好生活的途径，而并非目的。道路建设的前提是，村民们提高文化自觉，转变文化观念，以减小道路建设带来的物质冲击。
在加强道路建设的同时，只有对人文精神的教育足够重视，人们才能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生活，而不失其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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