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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北朝察举与学校制度为之服务的官僚机器，是一个以鲜卑军事贵族为最高统治者并且吸收汉族士人参加的，处于不断汉化与官僚化过程之中的王朝政府，那么，这一特殊的政治文化背景，就必然使北朝选官体制的变化，呈现出与南朝不尽相同的面貌。
在鲜卑部族进入中原之后，农耕社会所要求的那种管理方式，被赶走的那个帝国留下的文物制度，与鲜卑军事部族组织的结合，创造了一个强大有力的专制皇权，并为官僚政治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前景。在南朝，尽管皇权已有所振兴，但士族政治积重难返，“主威独运”是打了折扣的；而北朝乏皇权，却具有真正的权威；它所支持的官僚政治，也因而获得了南朝所不能比拟的发展可能。
北魏之散官“或以贤能而进，或因累勤而举”，而且并非尸禄素餐之人，“任官外戍，远使绝域，催督逋悬，察检州镇，皆是散官”，他们有大量繁剧的临时差遣，且不能免去考课，考课时待遇又低于职事之官。
北方少数族政权的士族化政策是基于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在它们所可以直接效法的、被视为“礼乐正朔之所在”的汉制样板之中，士族的优越特权已成传统。因此，它们不能不把士族制度作为汉制的当然组成部分而加以接受。这不仅是为了保障与之合作的汉族士族的地位，更是为了使鲜卑姓氏也成为门阀。但归根结底，鲜卑军事贵族的门阀身份，是被皇权“认定”或“指定”的，这与五朝高门的形成就大不相同；其权势的最终来源，在于征服者的力量和身份，而不是“姓族”的资格。
孝文帝定姓族时，采取的是兼顾魏晋旧门和本朝高官的办法，以三世官爵高下为准。这就将使许多本非名族但有功本朝者进入门阀行列，或为之提供了以此要求门阀资格的可能，从而使士族标准趋于含糊。
这些士族门阀向来不屑为伍的“佞幸小人”甚至宦官，居然担负起了“该鉴氏族，辨照人伦”、“清定门胄，品藻高卑”的中正之职，那么中正制度及其为之服务的士族政治的衰微征兆，就已是较然可见的了。
北魏孝文帝确定的“门尽州郡之高”一条，至北齐已开始被打破了。一度被士族独占的秀才之途，开始恢复原有的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的特色。这就为察举制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因为，只要士族在察举上拥有优先或独占的地位，考试入仕的途径，就不可能向一切人开放；以招考和投考为主要特征的科举制度，也就不会诞生了。只有打破门第限制，才能容纳更多的来自各个阶层的士人，在考试面前作公平竞争。
在周、隋(特别是隋前期)，尽管官僚政治发展迅速，但在察举方面，不采用策试之法的、主要面向吏治人才的特科尚较活跃，而传统浓厚的、以策试取人的秀才、明经等科虽然被承袭下来了，但王朝对之的态度却是有保留的。
那些文化上处于劣势，政治上又备受当朝姓族歧视的下层少数族官兵，以暴力作为回报。此后北齐与北周，与孝文帝锐意汉化的政策相反，都采取了许多“鲜卑化”的措施，以获得鲜卑武人的支持。在北齐，“鲜卑共轻中华朝士”，如厍狄伏连“不识士流”，衣冠参军动遭捶楚；韩凤“尤嫉人士”，动辄骂云“狗汉大不可耐，唯须杀却”，“若见武职，虽斯养末品，亦容下之”。秀才举而迁延不调的情况，也因而出现了。
知识群体的动态，一直是影响王朝选官的重要因素。中古士族政治形成之后，王朝不得不保障其入仕特权。而士族的素质和兴趣在于文学，王朝也就无法绳之以吏事，所以秀才对策便不能不为文学之风所浸染。后来门第限制虽已打破，然而士风已成积习，秀才科重文采的传统，已有不可移易之势。
由于鲜卑尚武风习的传统影响，由于保证军功官僚集团自身利益的要求，由于对山东及江南士族的疑忌排斥，由于官僚政治的复兴带来的重新确认文官选拔标准的要求，由于察举策试已集中于文辞经术而无关于政务吏能的发展状态，那么在周隋之时，王朝对选拔吏才的特科尚较重视，对采用策试的岁贡诸科则颇有保留，就是很自然的了。
正是由于北方少数族的军事部族制度与组织的力量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而来的不同文化的碰撞融合，才使中古士族制度趋于衰微，使官僚政治恢复了活力。周隋王朝在皇权——官僚政治的复兴与发展之上，有承前启后的卓越成就；这在事实上，仍然是为察举制向科举制的演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唐代对应试之士子，不再假以官员的冠服，投考者一般都穿着白色麻布袍衫。所以人们将进士及第者，称为“白衣公卿”、“一品白衫”。
察举岁贡初行考试之法时，它只是一种辅助性的检验；当时的察举标准是多元的，德行、功次、吏能以及吏员供职的经历等等，都构成了察举资格。所以史传中对考试等第很少记载，反映了时人对之的重视是有限的。但随着考试日渐成为察举的中心环节，考试等第的记载就愈来愈多了。北齐落第者的出现，标志着察举策试，与“纯粹的”或完全意义的开科考试制度，更为接近
在初行察举之时，举士即等于举官。虽然此时也有钻营请托而求举之事，但这不但属于非制度现象，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求举”与考试无关：他们所求的，是由秀孝身份直接而来的官位，而不是一个检验才学的考试机会。但随着察举的重心逐渐转向考试，情况就逐渐发生了变化。我们看到，刘昼与马敬德所求的，只是一个考试的机会；刺史举之为秀才，也仅仅是给予他们这样的机会而已，并没有就使之得官。
隋代秀孝仍然不能自由报名。又据《隋书·高祖纪》开皇七年春正月：“制诸州岁贡三人”。但并未明确规定包括哪些科目。大约刺史可以根据情况自由决定，在秀才、孝廉、明经等科目间加以选择。得举者中有一些举前居职，但这已无关紧要。只要允许自由报名，并取消员额限制从而使等额考试变为竞争性的差额考试，那么，察举到科举的最后差异就将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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