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定是什么?不争，不抢，不浮，不躁，是内心到行为上的从容与平和。纵观过去到现在的中国人的行为，往往是不淡定，比如，处处可见的插队，中国式过马路，暴发户式的炫耀，无时无刻的迟到……这些不淡定，深深地烙印在很多中国人身上，成为一种独特的国民性征。梁实秋从日常生活中，观察到这种种不淡定的表现，用浅幽默、淡批判的文笔将之描述出来，犹如一面镜子，足以让我们每个人对镜自省。说国民性，不必如鲁迅和柏杨一样下笔太狠太损、其实，不淡定才是最恰当的定义。
自从有了漏刻，分昼夜为百刻，一天之内才算有正确时间可资遵循。周有挈壶氏，自唐至清有挈壶正，是专管时间的官员。沙漏较晚，制在元朝。到了近年，也还有放午炮之说。现代的准确计时之器，如钟表之类，则是明季的舶来品，“明万历二十八年，大西洋人利玛窦来献自鸣钟”（《续通麦·乐考》），嗣后自鸣钟在国内就大行其道。
旧日戏园演戏，只有两盏汽油灯为照明之具，等到名角出台亮相，则几十盏电灯一齐照耀，声势非凡。有迟到之癖的客人大概是以名角自居，迟到之后不觉得歉然，反倒有得色。而迟到的人可能还要早退，表示另有一处要应酬，也许只是虚晃一招，实际是回家吃碗蛋炒饭。
逃避不是办法。我们只是希望人形的豪猪时常地提醒自己：这世界上除子自已还有别人，人形的豪猪既不止我一个，最好是把自已的大大小小的刺毛收敛一下，不必像批雀开屏似的把自己的刺毛都尽量伸张。
可以无须让的时候，则无妨谦让一番，于人无利，于己无损；在该让的时候，叫不谦让，以免损己；在应该不让的时候，则必定谦让，于己有利，于人无损。
旧戏里有一个小丑曾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树小墙新画不古，此人必是内务府。”挖苦暴发户，入木三分。
白香山就是一个惯睡懒觉的人，他不违言“日高睡足犹慵起，小阁重衾不怕寒”。他不仅懒，还馋，天言不惭地说：“慵馋还自哂，快乐亦谁知”白香山活了七干五岁，可是写了二千七百九十首诗，早晨睡睡懒觉，我们还有什么说的?
所谓静生动，动必作出一番事业。端教一个人立于天地间无愧。若忽忽不如，懒而不觉，何异草木。
裸子植物和双子叶植物，其茎部的细胞因春夏成长秋冬停顿之故而形成所谓年轮，我们可以从而测知其年龄。
不过岁月不饶人，冒充少年究竟不是容易事。地心的吸力谁也抵抗不住。脸上、颈上、服上、踝上，连皮带肉地往下坠，虽不至于“载跋其胡”，那副龙钟的样子是瞒不了人的。
人到了迟暮，如石火风灯，命在须臾，但是仍不喜欢别人预言他的大限。
王密夜怀金十斤送给杨震，说：“暮夜无知者。”杨震回答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
梁武帝时，达摩大师在嵩山少林寺，终日面壁，九年之久，当然也不会随便开口说话，这种苦修的功夫实在难能可贵。明莲池大师《竹窗随笔》直云，“世间酽醯醅醴，藏之弥久而弥美者，皆繇封锢牢密不泄气故。古人云：“二十年不开口说话，向后佛也奈何你不得。’旨哉言乎！”一说话就怕要泄气，可是这一口气憋二十年不泄，真也不易。
善变莫如狐，七变八变，总还变不脱那条尾巴。
西子捧心蹙颦，人以为美，我想这也是私人癖好，想想海上还有逐臭之夫，这也就不足为奇。
《哈姆雷特》中波娄尼阿斯诫其子曰“不要为了应酬每一个新交而磨粗了你的手掌。”我们是要爱惜我们的手掌。
可是最著名的例子却是太太造成，宋朝的陈季常先生瞒了太太鬼头鬼脑地召妓饮酒，被陈太太知道了跑到隔壁，把板壁一敲，于是陈先生“忽闻河东狮子吼，挂杖落地心茫然”，“茫然”两宇，最得其神，千年之后我们都可想见其可怜的狼狈之状。
“且来享受醉酒妇人，尽情欢笑；明天再喝苏打水，听人讲道。”这是英国诗人拜伦（一七八八年至一八二四年）的句子，据说他不仅这样劝别人，他自己也彻底地接受了他自己的劝告；他和无数的情人缱绻，许多的丑闻使得这位面貌姣好头发卷曲的诗人死后不得在西敏寺内获一席地，几近一百五十年之久。
我们纵然不问作者本人的道德行为，却不能不理会文艺作品本身所含蓄着的道德意味。人生的写照，人性的发挥，永远不能离开道德。文艺与道德不可能没有关系。进一步说，口腹之欲的满足也并非是饮食之道的极致；快我朵顾之外，也还要顾到营养健康。文艺之于读者的感应，其间更要引起道德的影响与陶冶的功能。
异性相吸，男女相悦，乃是常情。至于溺于女色者，如纣王之宠妲己，幽王之宠褒姒，以至于亡国，则罪不全在妲己与褒姒，纣王、幽王须负更大之责任。
“女人是水做的，男人是泥做的”，是女性崇拜的说法，指女人为祸水，是厌恶女性者的口头禅。
缺点都是对比出来的，很多缺点本身并不是缺点，但比着比着也就成缺点。比如因为地域问题导致的生活习惯不同，比如因为代沟导致的观念不同，比如因为审美导致的欣赏水平不同等。很多所谓的缺点都是可以互相包容的，彼此也是可以互相帮助互相进步的，比如子女也可以教育自己的父母…
我们从前金融执牛耳的大部分是山西人，票庄掌柜的几乎一律是老西儿。据说他们家里就有金山银山。赚了金银运回老家，溶为液体，泼在内室地上，积年累月一勺一勺地泼上去，就成了一座座亮晶晶的金山银山。要用钱的时候凿下一块就行，不虞盗贼光顾。
纪元前五世纪雅典的泰蒙，享尽了人间的荣华富贵，也吃尽了世态炎凉的苦头，他最了解金钱的性质，他认识了金钱的本来面目，钱是人类的公娼！与其像泰蒙那样疯狂而死，不如早些疏散资财，做些有益之事，清清白白，赤裸裸来去无牵挂。
吝啬并不一定全是缺点。“称财多寡而节用之，富无金藏，贫不假贷，谓之啬。积多不能分人，而厚自养，谓之吝。不能分人，又不
能自养，谓之爱。”这是《晏子春秋》的说法。所谓爱，就是守财奴。是有人好像是把孔方兄一个个地穿挂在他的肋骨上，取下一个都是血丝糊拉的。英文俚语，勉强拿出一块钱，叫做“咳出一块钱”，大概也是表示钱是深藏于肺腑，需要用力咳才能跳出来。
沟是死的，人是活的！代沟需要海通，不能像希腊神话中的亚力山大以利剑砍难解之绳结那样容易地一刀两断，因为人终归是人。
这年头，活一周年当然不是容易事，尤其是已经活了好几十周岁之后，自己的把握越来越小，感觉到地心吸力越来越大，不知哪一天就要结束他在地面上的生活，所以要庆祝一下也是人之常情。古有上寿之礼，无庆生日之礼。因为生日本身无可庆。西人祝贺之词曰：“愿君多过几个快乐的生日”。亦无非是祝寿之意。寿在哪一天祝都是一样。
这出戏告诉我们，主仆的关系，不是天生成的，离开了“文明世界”，主仆的位置可能交换。我们固不必主张反抗文明，但是我们如果让一些主人明白，他不是天生成的主人，讲到真实本领他还许比他的仆人矮一大截，这对于改善主仆一伦，也未始没有助益哩！
五世同堂，乃得力于百忍。主仆相处，虽不及五世，但也需双方相当的忍。
所以幼习俎豆，长大便成圣贤这种故事不能不说有几分道理。小时候在钱堆里打滚，大了便不爱钱，这道理我却不敢深信。
我开始明白这不是一个玩具，这是一个强迫储蓄的一种陷阱。金钱这东西为什么是那样的宝贵，必须如此周密地储藏起来呢?扑满并没有给我养成储蓄的美德、它反倒帮助我对于钱发生一种油秘的感觉。
“没有钱便不工作”，这原则并不错，不过在家庭里应用起来，便抹杀了人与人之间的情分。似乎是太早地戕贼了人的性灵了。
钱用在比较最需要的地方去。钱不但满足自已的物质的需要，钱还要顾及自己的内心的平安。这样的用钱的方法，值得一试。孩子们不一定永远是接受命令，他也可以理解。
虽说物以类聚，但不速之客甚难预防。“夜半待客客不至，闲敲棋子落灯花”，那种境界我觉得最足令人低回。
西谚有云：“没有狗老得不能学新把戏。”岂可人不如狗?并且可以很容易地举出许多榜样，例如：一、摩西老祖母一百岁时还在画。二、罗素九十四岁时还在奔走世界和平。三、萧伯纳九十二岁还在编戏。四、史怀泽八十九岁还在非洲行医。五、歌德写完他的《浮士德》时是八十三岁。
一个钱看得像斗大，一串串地穿在肋骨上，就是舍不得摘下来。眼瞧着钱财越积越多，而生活水准不见提高。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而不违，劳而不怨。”这就是说，父母有错，要委婉劝告，不可不管；他不听，也不可放弃不管，更不可怨恨。当然，更不可以体罚。看父母那副孱弱的样子，不足以当尊拳。
但是，当我们步入社会，逐渐地与这个社会以及社会上的人产生更多交集的时候，却发现，我们继承干来的一些“优良传统”似乎有点让人尴尬。比如风水，比如算命，比如偏方，比如算小账等等。
“六十六，不死掉块肉：过了这一关口，就要到七十三，过一关。这一关若是过得去，无灾无病一路往西行。”
英国诗人雪莱在牛津时作《无神论之必然性》，否认上帝之存在，被学校开除。他所举的理由我觉得有一项特别有理。他说，主张上帝存在的人应该负起举证的责任，证明上帝存在，不应该让无神论者举证来证明上帝不存在。我觉得此一论点亦适用于鬼。
有些偏方实在偏得厉害，匪夷所思。匐行疹是一种皮肤病，患者腰际神经末梢发炎，生出一串的疱疹，有时左右各一串，形似合围之势，极为痛疼。西医无法处理，只能略施镇定解痛之剂，俟其自行复元。此地中医某，有秘方调制药粉，取空心菜（即瓮菜）砸成泥，加入药粉混拌，有奇效。匐行疹俗名转腰龙，龙蛇本相近，汉高祖是赤帝子，赤帝子斩白帝子，一物降一物。
我承认，在些人是特别地善于讲价，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所以他能压倒那待价而沽的商人。我尝虚心请教，大概归纳起来讲价的艺术不外下列诸端：第一，要不动声色。第二，要无情地批评。第三要狠心还价。第四要有反顾的勇气。
人的脸是最容易变的，用不了加多少钱，那副愁云惨雾的苦脸立刻开霁，露出一缕春风。
俗话说：“千金买房，万金买邻。”旨哉言也。
从前一个乡村铁匠是当地尽人皆知的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在铁匠面前，三言两语把终身大事解决了，岂非简单之至?
就是富家子也是一样，尽管是绮襦纨祷，他还是恨继承开始太晚。这时候他最感觉穷，虽然他还没认识穷。
人的一生，就是和穷挣扎的历史。和穷挣扎的一生，无论胜利或失败，都是惨。能不和穷挣扎，或于挣扎之余还有点闲工夫做些别的事，那人是有福了。
我们看见过富家弟兄析产的时候把一张八仙桌子劈开成两半，不曾看见两个穷人抢食半盂残羹剩饭。
人穷而不志短者以此，布衣之士而可以傲王侯者亦以此，所以穷酸亦不可厚非，他不得不如此，穷若没有酸支持着，它不能持久。
扬雄有逐贫之赋，韩愈有送穷之文，理直气壮地要与贫穷绝缘，反倒被穷鬼说服，改容谢过肃之上座，这也是酸极一种变化。
典型的穷人该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不改其乐当然是很好，箪食瓢饮究竟不大好，营养不足，所以颜回活到
三十二岁短命死矣。孔子所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譬喻则可，当真如此就嫌其不大卫生。
常听人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要一辈子不得安，娶姨太太。”请客只有一天不得安，为害不算太大，所以人人都觉得不妨偶一为之。
少年读书而要考试，中年做事而要谋生，老年您闲而要衰病，这都是人生苦事。
所谓政治学，其要义之一即是如何把优秀的分子选拔出来放在社会的上层。
民生活特别富饶，根本没有“饥荒心理”存在。美国人只要勤，并不要俭。有一分勤劳，即有一分收获；有一分收获，即有一分享受。美国的《独立宣言》明白道出其立国的目标之一是“追求幸福”，物质方面的享受当然是人生幸福中的一部分。
礼是一套法则，可能有官方制定的成分在内，亦可能有世代沿袭的成分在内，在基本精神上还是约定俗成的性质，行之既久，便成为大家公认共守的一套规则。
结婚这件事，只要成年的一男一女两相情愿就成，并不需要而且不可以有第三者的参加。但是《民法》第八百九十二条规定要有公开仪式，再加上社会的陋俗（大部分似“野蛮的遗留”），以及爱受洋罪者的参酌西法，遂形成了近年来通行于中上阶级之所谓结婚典礼，又名“文明结婚”，犹戏中之有“文明新戏”。
惟有不请亲戚朋友街坊四邻来胡吃乱叫，或不当众提出结婚人来验明正身，则谓之日潦草，又名不隆重。假如人生本来像戏，结婚典礼便似“戏中戏”，越隆重则越像。
从前俗语说，“新娘搀上床，媒人扔过墙”，现在的介绍人则无须等待新娘上床便已解除职务了。
客人对于新娘的种种行为，由评头论足以至大闹新房，其实在刑法上都可以构成诽谤、侮辱、伤害、侵入私宅和有伤风化等罪名的，但是在隆重的结婚典礼里，这些丑态是属于“撑场面”一类，应该容许！
我们能否有一种简便的节俭的合理的愉快的结婚仪式呢？这件事需要未婚者来细想一下，已婚者就不必多费心了。
因为中国人不断地掩饰自己的错误，不断地讲大话、空话、假话、谎话、毒话，中国人的心灵遂完全封闭，不能开阔。
没有包容性的性格，如此这般狭窄的心胸，造成中国人西个极端，不够平衡。—方面是绝对的自卑，一方面是绝对的自傲。
鲁迅失于过狠，柏杨失于过损，都有些过犹不及的味道。梁实秋谈国民性，则显得温和许多，现象还是一样的现象，观点也类似的观点，鲁迅和柏杨说出来，纵然觉得他们说得对，但是又觉得被扒得赤裸裸的，不免尴尬，或被刺得鲜血淋漓，疼得要命。
严格做到完美的淡定，对于很多人来说，很难。因为很多所谓不淡定的行为已经深入到很多中国人的生活中，甚至骨髓中了。消除这些不淡定，需要多年的不断改变，不断淡化这种“传承”下来的不淡定，需要很多代中国人的努力。
我们是礼义之邦，君子无所争，从来没有鼓励人争先恐后之说。很多地方我们都讲究揖让，尤其是几个朋发出门口的时候，常不免于拉拉扯扯礼让了半天，其实鱼贯而行也就够了。我不太明白为什么到了陌生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便不肯排队，而一定要奋不顾身。
如今办喜事的又是一番气象。喜帖满天飞，按照职员录、同学录照抄不误，所以喜筵动辄二三十桌。我常看见客人站在收礼台前从荷包里抽出一叠钞票，一五一十地数着，往台上一丢，心安理得地进去吃喜酒了，连红封包裹的一层手续也省却了。好简便的一场交易。
可是有说话自由的时候，还是少说废话为宜。“群居终日，言不及义，难矣哉！”那便是废话太多的意思。现代的人好像喜欢开会，一开会就不免有人“致辞”，而致辞者常常是长篇大论，直说得口燥舌干，也不管听者是否厌状欲睡欠伸连连。
其实，幸灾乐祸不一定是某个人品行上的缺点，实在是人性某方面的通性之一。人在内心上很少不幸灾乐祸的。有人明白地表示了出来，有人把它藏在心里，秘而不宣，有人很快地消除这种心理，进而表示出悲天悯人慷慨大方的态度。
女人的嘴，大概是用在说话方面的时候多。女孩子从小就往往口齿伶俐，就是学外国语也容易琅琅上口，不像嘴里含着一个大舌头。等到长大之后，三五成群，说长道短，声音脆，嗓门高，如蝉噪，如蛙鸣，真当得好几部鼓吹！等到年事再长，万一堕入“长舌”型，则东家长，西家短，蜚短流长，搬弄多少是非、惹出无数口舌；万一堕入“喷壶嘴”型，则琐碎繁杂，絮聒唠叨，一件事要说多少回，一句话要说多少遍，如喷壶下注，万流齐发，当者披靡，不可向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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