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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中国政治思想史隋唐宋元明清》第6,7,8章
道（理）是历史永恒不变的灵魂，理气、动静、一二、阴阳之类的辩证关系是历史演变的动因，三纲五常则是评判历史的价值尺度。作为面对现实的思想家，理学诸子并没有完全沉溺于天理命定之中，他们肯定了时势和人事在历史变化中的重要作用。
认识历史不过是从一个角度对政治问题进行再论证。理学诸子的历史哲学和历史评价，有鲜明的现实政治目的，主要有以下两点。其一，强调对道的继承、对人伦的维护。在理学诸子看来，一部社会发展史是道与不道、仁与不仁矛盾运动，从而导致治乱兴亡的历史。符合天理就是心术正，见诸事功就是本领大，这种人是圣贤。唯有圣贤才能察理之所在，势之所趋，因革损益，点化出好的制度。圣贤是否在位，决定着治乱兴亡。心术本领是理学评判历史人物的主要标准。
其二，强调顺应时势和政治调整。理学诸子主张师古之法又反对复古之制，主张变革又恪守道义。在理学的政治思维中，经权是体制改革、政策调整和策略选择的一般方法；损益是制度更革的基本指导原则；革命则是革故鼎新的激烈方式，此三者均可谓之权。理学的经权论大体有以下几个层次的内容。其一，一般说来，经与权是体用关系，经是体，权是用。经是根本“大法”，“是常行道理”；“权，则是那常理行不得处，不得已而有所变通底道理”。其二，权可以完成经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其三，权与经并行不悖。朱熹说：“经自经，权自权。但经有不可行处，而至于用权，此权所以合经也。其四，经与权统一于道义。
经与权分别是道的永恒性和可变性的体现。其五，唯圣贤可以行权。权毕竟是一种“反常”“反经”之举，有时还表现为“过”“大过”。“
提倡时中，贵权尚变，又对行权的主体进行严格的限定，这是理学经权论的显著特点。在理论上规定唯有体道识中的圣贤、君子可以行权，在实践中必然把损益、权变、革命的主体限定在帝王及个别贤臣的范围内。在理学诸子心目中，最理想的社会角色是备道、尽道的圣贤。这种人做主子就像个好主子，做奴才就像个好奴才，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一身兼备主奴综合意识，纵使角色千变万化，总能做得惟妙惟肖。理学论天理、辨人性、说中和、讲经权、议道统，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培养和造就这类角色。体认并切实践行宗法伦理道德就是圣人。宗法伦理是把社会人群统一在一起的精神力量，又是把人们引入圣殿的指路标。理学，一言以蔽之，即高度哲理化的宗法伦理。这种学说依托于现实，又升华了现实，所以很快就成为统治思想和社会各阶层的信仰。在封建社会晚期，以人与人的依附关系为基本特征的宗法性社会制度和社会道德，已经成为历史进步的桎梏，而理学的历史作用则是强化了宗法伦理的支配力和影响力。在理学的庞大体系中的确凝结着传统文化的精华，但其主体和内核是一批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过时旧物。理学的产生及其成为统治思想，是中国历史自宋明以来长期迟滞不前的主要的精神因素。理学自其产生之日起就不断遭到其他学派的批评。到元、明时代，随着理学的普及，其流弊日益为有识之士所认识，并逐渐形成批判理学的思潮。生活在封建时代的儒家学者，有的竟抨击理学“以理杀人”。“以理杀人”正是理学全部学说体系的必然归宿。
陈亮主张改革政治体制，调整君臣关系，形成精明干练、锐意进取的统治集团，以重振国威。在文化政策上，辽、西夏、金都奉行兼收并蓄的方针，对各民族文化、习俗、宗教一般不加以行政干预。金的统治者一度强行推广女真习俗，后改弦更张。各族统治者对汉文化尤为重视，其中又尤重儒学。为保持契丹骑射尚武旧习，辽朝禁止契丹人参加科举，到辽末此禁亦解。创建西辽的契丹宗室耶律大石就是进士出身。在汉文化的影响下，辽、西夏、金最高统治者的民族意识和政治心理有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帝王们普遍研习中华君道，有志为正统天子。辽朝君臣自称契丹人本是炎黄之后，同属华夏一脉。他们自称“北朝”，称宋为“南朝”，并对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将契丹归入《四夷附录》，表示强烈愤慨。
辽、金统治者不仅以汉唐为政治楷模，不自外于华夏，而且普天之下唯我独尊的意识日益强烈。大力吸收较为先进的文化是落后民族迎头赶上的捷径。但是，接受一种政治文化时，总是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接受了这种文化所内蕴的政治价值悖谬。如何才能既保存自身的优势，汲取他人的长处，又尽量避免引进政治价值悖谬？中国古代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都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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