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激烈决定的时候，许多年轻人都听过一句教诲：做五分钟的英雄很容易，但忍辱负重才更难，更英雄。
这句话自然是错的。
它想说忍耐的意义。但更多人一生忍气吞声，只是确保生计平稳。他们有太多不得不忍的理由，随年齿增加，更加不能开口说不。他们看低激进的年轻人，相信凡事要计算成本，看值与不值。
英雄是有自毁倾向的，而成人与老人渴望圆满。所以年轻时合适做一个左派，对一切不公感到愤怒了，更有勇气说不。即使知道付出代价惨痛，明天睡醒会感到傻X，但此刻，非如此不可。
有人25岁就开始衰老，有人年逾古稀血仍未冷。涉世越深，越是如履薄冰。影响一生命运的代价，对任何年龄层都难以承受。于是普通人的世界维度是随年龄增大而缩小的，慢慢缩到个体的生活中去，用一个茧，把自己与家庭和一切宏大叙事隔离。
少年人更热血入世，想兼济天下。待到长成中年人，对世界便开始抱持戒备，独善其身，凡事预先退一步。
集体鼓噪一件事的时候，不急于从众，退一步；有大利益能轻易获得的时候，不急于伸手，退一步；众口铄金一个人一个事的时候，不急于表态，退一步；路边的老太太摔倒了，不急于去扶，退一步。
因为信息不对称，凭情绪做出的判断，通常是错的。有时候可以挽救，甚至变成五分钟的英雄。比如从反日集会的队伍出来，高举警示牌提醒日系车主转向的青年。有时候却无法挽救，比如在一个没有摄像头的路口，扶起了一个不友善的老人。
因为世界不友善的时间更多，人被逼迫着，一步步迈入退一步的处世策略，明晰个人责任与义务的边界。路见不平，见义勇为的方式是报警，而不是亲自抓贼；有灾民需要帮助，可以捐款，可以做义工，可以监督红会，但不去咒骂任何选择不捐的人。
甚至在私人领域，也能划定距离，选择适当的冷漠。不拿父母过多的资助，就有拒绝他们意见的底气。不过分依从伴侣子女，就能拒绝而不令她们倍感背叛。牢记没有血缘的亲属只有夫妻，对保姆做个责权分明的好老板，才能大概率避免被烧屋。
年少是一道锐利的直线，楚河汉界，恩怨分明。中年是一个混沌的状态，对未来与现在充满不确定的危机，只好频繁计算。因为要守住现有，渴望多得一些，只好对众多的不合情与不合理一退再退，退的远了，人就对那成为英雄的五分钟，失去勇气。
而此时最有礼貌的做法，是虽不能至，甚至不大赞同，也对那些从蝇营狗苟日常里跳出来，为了一个意义，舍身一跃的年轻人，赋予一个旁观者的尊重。
2017年6月23日的晚上，1997年的樊振东，1990年的许昕，1988年的马龙，他们所做的事，在以后的时间里也许将湮没不闻，也许将成为各种内幕分析里同情的棋子，也许将在若干年后一个早晨突生后悔。但此时此刻，他们只是抵挡不住内心的呼唤，做了一件需要去做的事，无关宏大，只关情义。
他们踏入了那命运的五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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