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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周一，阴，25至31度
写《论语》射礼这章，把《仪礼》之《大射仪》和《礼记》之《射义》读了数遍。《射义》谈的是射礼中所蕴含的德义。《大射仪》写得是极其繁琐的大射的程式仪节，读得人晕头转向，差点呕吐、流鼻血。因为古人对“揖让而升下而饮”，有不同的断句，非得将整个过程考证清楚不可。读完所有的古籍注本已是下午两点多钟。力倦神疲，本想搁置，明日再写。然怕好不容易理清的头绪，过了一夜又模糊了。再则本周工作日仅三天，我只在工作日写《论语》，因为这些古籍资料搬来搬去不方便。若想完成每周三篇的任务，必须得一天写一篇。于是，只好硬撑着凑字数。将一篇《君子之争》写成了射礼的读书笔记。罢了，不是说文章分考据、辞章、义理。这篇就算是以考据见长吧。然“射礼”的仪程也是草草读来，草草写来。见毛子水的《论语今译今注》中写道：注解《论语》，实无必要详细考证《仪礼》（大致意思）。大师都嫌其琐碎不堪，我虽只表面粗粗阅过，也比大师多用了一层功吧。
收到两册孔网寄来的旧书：王元化著《向着真实》和《清园论学集》。《向着真实》出版于一九八一年。翻开第一页，就读得我忍俊不禁。第一篇的题目叫《几种夸张》，文辞思想都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迹：
“说真正的艺术有权利去夸张，是为了要求作者用战斗的热情突入生活去歌颂人民的美丽和暴露敌人的丑恶，为了把自己所感受到的真实强有力表现出来使艺术发挥巨大作用，为了洞见未来肯定新生的萌芽否定腐朽的旧势力……提出夸张正是无情的打击了自然主义的冷观态度。今天一些腐朽的资产阶级小说家已经使自然主义走到了死亡的入口，他们根据了那条‘平均细密’的描写真实的原则，不仅象左拉在《娜娜》中似的，以长篇累牍的篇幅来描写与主题无关的歌剧院的琐碎细节以及那个死去女人脸上的一颗颗脓疮是怎样溃烂，并且下流到淋漓尽致地去叙述一个人如何大便……”
这篇文章在王元化以后出版的文集中均未出现。王元化在《思辨随笔》一书的序中写道：“我不想像前人一样说不悔少作，因为少年时代固然有其活泼的生机和无邪的童稚，但由于盲目热所导致的痴迷，由于缺乏独立思考形成的陋见，却是应该与之诀别的。”
读了这段文字，再联系王元化一生经历的三大反思，的确如其所说，是对自我思想进行的反省和检讨。王元化说自己被五四精神所化之人。他提到“五四”精神的四大遗毒：意图伦理（即在认识论上先确立拥护什么和反对什么的立场，这就形成了在学术问题上往往不是实事求是地把考虑真理是非问题放在首位）、功利主义（让学术为自身以外的目的服务）、激进主义（态度偏激、思想狂热、趋于极端、喜爱暴力）、庸俗进化论（新的必定胜过旧的）。这四项遗毒在上述这段言论中都有鲜明表现。比如“人民的美丽和敌人的丑陋”就是意图伦理。“肯定新生萌芽否定腐败旧势力”就是庸俗进化论，还有这篇文章后面写的“要求作者用战斗的热情突入到生活斗争里面”就是功利主义。整篇文章都是暴力革命的基调，这是激进主义。王元化的另一反思是由“感性-理性”转向“感性-知性-理性”，那种抓主要矛盾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片面的知性分析方法，一旦把知性的功能和知性的方法加以绝对化、片面化，并取代辨证的理性，就陷入了简单的形而上学。这段话中写道“把感受到的真实强有力的表现出来……无情打击自然主义的冷观态度”这就是将知性绝对化。王元化的反思是真诚的，真诚的反思就是反求诸己，只有矫正内心的迷乱、偏执，才能看清世界的真实。一部真诚的文学作品无不是建立在对自我的批判与反思的基础上的。鲁迅就连译作都在“借别人的锅煮自己的肉”。他的文章之所以有洞穿灵魂的力度，就在于他对自己毫不留情地动刀子。
今天在网上看了一段《莫言又在香港乱说话》的视频。他说：“讲真话无疑是一个作家宝贵的素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敢讲真话，势必要讲假话，讲假话的作家我想不但对社会无益，对老百姓无益，也会大大影响文学的品格。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有一种真实在里面，它应该是来源于生活的，应该是真实地反映，尤其是反映下层人民群众的生活面貌，如果用文学来粉饰现实，赞美一个社会，我觉得这个作品的质量是很值得怀疑的。我有一种偏见，文学艺术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文学艺术就是应该暴露黑暗，揭示社会的不公正，也包括揭示人类心灵深处的阴暗面，揭示人性恶的成份。所以我很多小说当局不高兴，读者也不高兴，因为我把社会黑暗的真实暴露得太过厉害……”我觉得莫言的这套理论就像革命样板戏,实在不比王元化的《几点夸张》进步到哪里去，仍是五四精神缺陷的遗害。赞美社会固然是御用工具，但将暴露黑暗，揭示不公正的功能绝对化，也是文学工具化。而为底层群众代言，批判上层建筑的绝对立场，又为意图伦理支使。我以为文学在揭示人性之恶的同时，还要给予这种恶以基于人性一致的同情。如果只有揭示和批判，那只是体现了主观立场上的单向维度。若能对恶赋以同情之理解，就对人性的复杂有了深入的体察。灵魂纵向深度决定文学作品的深度。而社会层面的黑暗只能作为小说的素材，并不是作品思想深度的评价标准。莫言的小说在心灵层面上太浅，多写一些社会表层的建筑。比如《蛙》，批判计划生育。而他之所以心灵层面浅，就因为他缺乏内心审慎的生活，他只想站在道德的至高点批判社会与他人。他所谓的真话，实是将自己知性的认识当成普遍真理。中国的作家学人无不有此缺陷，个个都想作民族的良知，却只会发些牢骚怪话迎合讨好普罗大众的失衡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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