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八佰》的历史原型是1937年的中日淞沪会战。
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尽遣70余万精锐之师，在上海与30多万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由于日寇在海陆空各方面的武器装备都占绝对优势，人数近四倍与敌的国民党军败局已定，被迫与10月撤离战场。
与此同时，国际联盟召开大会，指责日本违反《九国公约》和《巴黎非战公约》，并决定于11月初在布鲁塞尔就中日问题进行讨论。蒋介石对此寄予厚望（蒋公一生都在寄厚望与列强，但最后等来的都是失望），认为留下一只孤军在上海抵抗，会有助于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为布鲁塞尔会议的召开增加我方份量。于是便命令88师一个加强营，共 414人留守接近英租界的四行仓库，最高长官谢晋元。
谢部据险死守，击退了日军数次进攻，取得了“四行仓库保卫战”的胜利，振奋了军心民心。
电影的结尾是国民党特派员做通了谢晋元团长的工作，要求该部官兵放弃四行仓库，经由英租界撤离。由黄晓明饰演的特派员有一句经典台词：“战争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言下之意是谢晋元及所部战士的殊死抵抗，只是用生命表演给西方列强看的，现在这一政治目的已经达到，戏就可以收场了，再演下去就有可能演过了、演砸了，反而影响了政治。
那谢晋元团长该如何抉择呢？
第一种选择当然是配合上峰的政治目的，服从命令，撤出战斗，毕竟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真实历史和电影里的谢团长也确实是这么做的，这当然无可非议。
但如果真能穿越历史，让80多年后的我来到1937年的四行仓库，成为谢晋元团长，也许我会有第二种选择——带领自愿留下的部下战死当场。
是的，战争的背后从来都是政治，这个道理千真万确，但当时中国面临最大的政治问题是什么？
并非国民党当局认为的引起国际社会的同情和干预，而是军心、民心的涣散和麻木、冷漠，是民族集体性精神的沉沦和人格的沉沦。这个最大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再好的装备、再多的国际支援都无济于事。
在积贫积弱的百年屈辱摧残之下，中国人面对侵略、压迫已经绝望到麻木不仁，绝望到没有任何反抗的意志。
1840年第1次鸦片战争，英国28艘军舰，15,000人的军队，打败了大清王朝，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赔偿白银2,100万两。
1860年第2次鸦片战争，英军18,000人，法军7200人，打入首都北京，火烧圆明园。
1874年日本入侵台湾，大清王朝采取赔付50万两白银的屈辱方式，恳请日本退兵，并承认日本对琉球群岛的主权。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火炮口径、装甲厚度、舰船吨位都全面优于日方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并赔偿白银2亿两。
1900年八国联军10天攻陷北京，大清王朝赔付白银4亿5,000万两。
老弱之大清王朝不堪如此！
中华民国时期的中国又怎样呢？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地区日军仅1万多人，张学良所部的东北军19万人，但日军一天占领了沈阳，一星期控制了辽宁，三个月占领了整个东北。
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华北全部日军最高统计数字只有8400人，而在这一地区仅宋哲元的29军就不下10万人，但一个月华北沦陷。
以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为首的汉奸集团，有20多位国民党中央委员，58位旅长以上将官投敌。中国战场上替日军充当炮灰先锋的伪军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的总数，是二战中唯一一个伪军超过侵略军的国家。
这就是当时中国人的状况，这难道不是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吗？
但是这个出过张骞、苏武、岳飞、辛弃疾、文天祥、陆秀夫、于谦、史可法等烈士的民族，血液里一定流淌着不屈的意志，生命中一定积蓄着爆裂的火种，只是它需要有人去唤醒、有人去激发、有人去点燃！
历史给了谢晋元团长这么一次机会，抛洒一腔热血去唤醒四万万同胞集体意志的机会。
但很遗憾，他只做了一半。
他和800壮士英勇杀敌的壮举，已经让国人看见了希望，已经让中华民族的血液中不屈的精神开始激荡，可惜的是，就差那么点火候。
谢晋元团长是有必死之勇气和决心的，他在遗嘱中说：“余一枪一炮，誓与敌周旋到底。流最后一滴血，必向倭寇取相同的代价。”“仓库就是我们的根据地，也可能是我们的坟墓，只要我们还有一个人在，就要和日寇血战到底。”但他不可能超越时空去看问题，他必须遵从当时的命令，服务于当时的政治需求，从而错失了彻底唤醒中华民族这只睡狮的更大的政治机会。
这样的唤醒要等到几年后的共产党人来完成。
毛泽东说：“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自己做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
于是，
1949年4月，解放军炮轰横行于我长江的英舰紫石英号；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击败了以世界头号霸主美国为首的17国联军；
1962年6月，对印度发起了像赶鸭子一样的歼灭战；
1969年3月，珍宝岛战役，击退了世界另一个霸主，苏联的入侵；
1979年2月攻入越南腹地40多公里，差点把这个南亚小霸主打回石器时代……
一场场绝不屈服的斗争和牺牲，换来了国人的自信、自尊、自重，换来了民族精神的集体觉醒和奋发。
国际社会依然遵从达尔文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人们只尊重强者，对于弱者不但不会给予怜悯，还会再狠狠的踏上一只脚。
《八佰》电影在中美贸易开战正酣、经济全球化倒退、西方世界民粹主义抬头时期上映，可谓恰逢其时。
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说：“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
创造出《孙子兵法》这样战争哲学的民族，从来不缺乏战争的智慧，更不缺乏打赢战争的实力。
在国力衰弱到极点的1937年，我们尚能打赢“四行仓库保卫战”，今天，面对没有硝烟的战场，我们必须打赢一场没有撤退可言的、比《八佰》更彻底、更坚韧的战争。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必要条件，也是这个时代，中华儿女的集体担当与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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