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年旧事(15)难忘那几间茅草房教室
1968年初夏,生产队选了一块空地,买来了碗口粗的毛竹和几堆红砖,准备了大量的缮房茅草,在空地上紧张地施工盖房。
队长告诉我们,这是为我们上初中准备的教室。我们欢呼雀跃:秋季我们又能上学了。
我们停学已经两年了,天天盼着上学。
两年前的六月底,临近暑假的时候,我们的五年级班主任崔老师从镇上开会回来,告诉我们,下学期我们不会五升六了,全国都要搞运动,“停课闹革命”。北京的大学生觉悟高,行动快,贴大字报,上街游行,运动已经如火如荼。
过了一两天,学校把全校学生集中到教室前的小操场上,做了一次动员。陈校长讲了一些我们不大听得懂的上级精神,讲到下面的上学和考试,意思和班主任告诉我们的差不多,说是今后上学,来不来学校,得随时听候学校的通知。动员会一开,我们就扛着自家的小板凳回家了。
以后的两年里,我们的学籍挂着,还算是小学生,每周有两个半天到学校去,学学语录,读读“两报一刊”社论,听听外地关于运动情况的传达。其中也有几次,外地有人到我们学校来,揪斗我们一直敬畏的陈校长,通知我们到学校去开会,看到陈校长弯着腰,听那些器宇轩昂、舌吐莲花的人说道,我们既好奇又迷茫,更多的是有点儿为我们那位个头不高、平时既威严又和蔼的校长难过。
不去学校的那些日子里,我们都跟着父母,到生产队大集体的田里除草、施肥、翻地,或者几个差不多大的孩子凑在一起,在村子里的田埂上、河坡上寻觅,为队里的养猪场和养牛场挑猪草、割牛草。有时候,我们还会跟着村里的手扶拖拉机,到离家很远、还没有开垦的海边荒地上,去割猪草,那里,猪草总是长得很多,收获远大于村边地头。
我听在镇上读初中的小舅说,不少初中以上的学生都外出串联去了,他已经到上海、南京走了一遭,路上有人管饭吃,坐车也不要钱。接下来他准备去北京,然后南下武汉、广州。他讲到一路所见所闻,让我们十分羡慕。央求他也带上我出去串串联,可是他不肯,说小学生不能出去。再说,我父母也私下里叮嘱小舅,千万不能带我出去,怕我走丢了。
在村里,我们这么大的孩子只能算半个劳力,个子还没有长起来,不少活儿干不了。这个时候,就非常渴望能回学校上学。
学校终于盖起来了,它是那么的简陋。村头锯下的老楝树做的立柱,买来的大毛竹做的房梁,四边的墙,只有开窗户的地方用了砖头,其他不需要采光的地方,竖起柴草簾子,涂上泥巴。屋顶上也是一层柴簾,上面缮上一层茅草。为了隔音,两个教室之间,才舍得砖墙到顶。
生产队长狠狠心,安排人在茅草房前面铲出一块两亩多的玉米地,牛拉碌碡压压平,便成了我们的操场。在离开教室稍远的地方,挖出一个大坑,用红砖箍出一个大大的茅坑,中间的间隔,用的还是柴簾——不过,这里是双层隔的,便成了男女有别的师生厕所。
九月头上,学校很热闹地开学了。班上的同学,有原来我们小学时本班的,也有原来小学上一届的,还有我们下一届比我们小一岁的。原来,我们连续三届的小学毕业生都合并到一个班里来了。另外,还有周边七八个大队的很多小学生,都集中到我们村来上初中了。人数太多,一下子初一就招收了两个班。
当时小学同班的好多人,也是两年没有见面了。一见面,大家很高兴,人都长大了不少,也黑瘦了许多。
学校新来了好多老师。有的是从我们原来的小学抽上来的,有的是从外校调来的,有的还操着外地口音,据说是从是南京、苏州、上海等南方大城市下放来的。我们还发现,有两个本村的干部也在学校,一个是大队的文革组长,一个是贫协组长。待到开学后几天,学校组织开学典礼,我们才知道,大队的文革组长和贫协组长是来当我们学校领导的,贫下中农管理学校,现在,大队文革组长就是我们的校长,他生产大队的工作较忙,正常只能由贫协组长驻校代行管理学校的职责。
学校下发的教材,实在是不敢恭维。所有的教材,都是在比较毛糙的黄纸上,用油印机印的。数学课印了分子式、简易方程等一些基础代数的内容,语文教材是则是选了几篇两报一刊的文章,作为教学的范文。另外有一些是农业知识,比如如何积肥沤肥,如何制作沼气。还有一些是农村正在使用的农业机械的知识,比如如何使用手扶拖拉机、水泵等等。
学校的教学设备,除了几块新油漆的黑板和几盒粉笔,没有任何仪器设备。那刚刚平整出来的操场,也没有任何运动器材。教我们体育的老师,用一把大铁锹,将操场边上一块泥土挖松,用石灰画上起跳的白线,那就成了我们跳远的沙坑。体育老师据理力争,学校才舍得花钱买了一个篮球,老师上课时用来示范,下课后,几个个子较高的同学可以玩玩,绝大多数学生,整个初中,那只篮球的皮儿,都没有碰过。
值得我们骄傲的是,我们学校配备的老师。除了本地的几位老师外,有不少来自大城市的老师,让我们这些农村土生土长、从来没有见过世面的娃娃们,眼界大开。这些来自上海、南京、苏州、无锡的下放老师和下放干部,从繁华的大城市,下放到偏僻的乡村,来到村里的学校上课。他们满腹经纶,人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加之他们不凡的仪表,进入课堂,每个人都是一道靓丽的风景,让简陋不堪的教室顿时熠熠生辉。听他们讲课,那简直是极大的享受。不管上什么课,他们都能给我们带来教材之外的许多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知识。他们上课的课堂,成了我们拓宽视野、了解窗外世界的乐园。那时的农村是那样的闭塞,从村干部到村民,对这些知书达理、识字载文的读书人,有一种天生的敬畏,我们这些什么都不懂的小屁孩,更是对这些饱学的老师敬畏有加了。
少年的时光无忧无愁,在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的大背景下,一眨眼功夫,我们两年制的初中就毕业了。说实话,这两年的光阴,我们文化知识并没有学到多少,但是十四五岁的我们,没有课程压力,没有管束很严的纪律,在那些边学边玩的日子里,度过的童年确实是欢乐的,是无拘无束的。
生产队盖起的那几件茅草房教室,仅仅招收了两届学生,就改做粮食仓库了,在我们初中毕业半年以后,大队部又办起了高中。这次高中招生,我们又回到了运动开始前的小学教室上课。不过,小学已经挂起了村办高中的招牌。至于办学条件,有原来的小学校舍做底子,条件比初中部好了许多。本来不大的操场上竖起了篮球架,数学老师上课时,也夹起了木头制作的三角板,老师能像模像样的在黑板上画出几何图形来了。
我们上初中的那几间仓库,在玉米地里并没有撑多长时间,由于过于简陋,几年下来,一个暴雨如注的夏夜,那一排茅草房终于趴下了。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那两届学生,一直难忘那几间站立在玉米地里的茅草房教室,它虽然简陋,但在我们人生中,为我们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一块成长天地,没有它,我们后来断然上不了高中,更谈不上后来读大学,参加工作。
202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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