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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建章
携程集团执行董事长，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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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坚持“不惜一切”的理念之下，我们也要争取将各种“代价”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不是放任其不断扩张
【财新网】（专栏作家 梁建章）目前防疫工作正进入到关键阶段，中国经济已经付出了巨大的代价。问题在于，如果当前状态持续下去，可能引起经济竞争力的长期损害和倒退，并且引发失业和社会不稳定等问题。这不仅仅是一笔经济账，同时也是一笔生命账，因为这些不利因素的出现，会反过来影响到一个国家的人均寿命。
我们可以通过对于各国历史数据的研究，来分析人均寿命和人均GDP的关系。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人均收入越高的国家，其人均寿命就会越长。因为富国更有能力和意愿在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等方面进行投入，从而在降低死亡率的同时来提高人均寿命。根据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一般来说，人均收入每增加一倍，在其他条件大致相仿的情况下，人均寿命就会增加1-3年。就好像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中国人均收入的不断增加，中国的人均寿命也稳步提高，反之，如果中国经济出现大幅度倒退，那么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等方面的能力也会倒退，人均寿命的提高趋势也有可能逆转。我们可以对这个效果进行量化计算，保守估计，人均GDP降低50%的话，人均寿命会减少一年半，那么从数学上来讲，人均GDP每减少1%，人均寿命就会减少10天左右。
我们也可以通过经济学中“生命价值”的理论来验证这个假设。在经济学界，“生命价值”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概念，指一个社会愿意花多少成本来提升人均寿命。或许有人会对这个概念心存反感，认为没必要去计算生命的价值，因为生命当然是无价的。从伦理角度来说，上述观点没有错。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论工作生活、企业经营还是社会管理，都必须在减少死亡风险和成本之间追求一种平衡。至于如何找到这个平衡点，就需要看似有些无情但实则科学理性地去计算生命的价值。
举个例子，像井下矿工、超高建筑施工等岗位，往往意味着相比其它工作高得多的死亡风险。如果纯粹从降低死亡风险的角度来说，似乎应当取消这些岗位。但实际上，这样做非但会增加社会整体的失业率，其实也会影响到相关工作的正常推进，最终可能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发展不足的代价。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为理性的做法，是政府出台加强相关岗位劳动保护的制度，同时市场上赋予这些岗位以更高的薪资回报，最终通过让高风险工作获得收入溢价的方式，来实现各方都能接受的平衡。
企业和政府在提供各种交通工具和交通基础设施时，也需要在风险与成本之间实现平衡。比如说政府在设计一条路时，如果造的车道更多一些，或者设置专门的非机动车道，又或者人行道更宽一些等等，都有可以降低交通事故的死亡率。但是很明显，并非所有道路都有这样的设置。这说明设计者罔顾生命安全吗？并非如此。作为设计者，如果在设计时不顾成本，一条看似绝对安全的道路要花100亿来建造的话，很可能这条路根本就造不出来，让老百姓们无路可走。所以对于此类建设工程来说，政府都是出台了一个必须强制执行的安全标准来确保下限，但上限到底如何，还是交由设计者自己来作出决定。
那么，究竟值得花多少代价来减少多少死亡率呢？这里面，同样存在隐性的平衡生命价值的计算。其实，经济学家们早就根据各国数据，从经济学意义上计算了生命的价值：一般来说，发达国家生命的价值在10-60倍的人均GDP之间。
假设生命的价值按照30倍的人均GDP来计算，人的一生按照80岁约等于30000天来计算。
30000天 = 30x人均GDP，
300天生命 = 30%的GDP。
1%的GDP= 10天的生命
可以发现，这个结果和以上通过比较不同国家人均GDP和人均寿命的推论基本吻合。
再回到防治传染病的话题。根据历年流感的数字，如果不采取大面积的强制隔离，那么在常规防治措施之下，流感的感染率也不会超过整体人口的10%，一般死亡率在0.2%，那么整个人群的死亡率是万分之二。再假设得流感病死的患者的人均寿命是60岁，而整体社会的平均寿命是80岁，那么每个病死的人就缩短20年的寿命。那么以万分之二的死亡率来计算，世界上就是人均减少了20年X 万分之二也就是，千分之四年，差不多相当于1.5天。所以平均来说，一次大面积的流感，对于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相当于人均寿命减少1.5天左右。
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我们再来考虑什么样的公共社会政策才是合理的。如果对每一个流感的人也就是10%的人口都隔离14天的话，还必须隔离与其密切接触的家人（按照20%的人口来计算），那么由于在此期间他们几乎不再参与创造财富的工作，仅这些人就会损失30%*14/365= 1%的GDP。上文曾提到过，1%的GDP倒退实际上会使整体的社会在医疗、基础设施和环境治理方面的倒退，人均寿命就会减10天左右，远远大于流感造成的损失。所以仅就这个计算而言，依靠完全隔离来治疗流感是不合理的，所以没有一个国家或是社会会采取隔离所有流感的人的措施。
也许有人觉得以上计算有些危言耸听，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计算隔离这么多人所需要消耗的巨大操作成本，以及为各种限制人口流动所付出的代价。要是用更悲观的态度来计算的话，那么GDP的减少可能不是1%而是10%甚至更高，这将导致人均寿命降低100天甚至更多，在生命方面的实际损失甚至可能达到流感本身的数十倍甚至上百倍。
当然，如果在流感爆发早期，采取隔离措施能够把流感区域控制很小的范围，比如1%的人口之内或者仅限于一两座城市的话，那么措施可能还是值得的。但一旦过了临界点，如果已经蔓延到超过10%的人口的地区的话，此时继续采取隔离患者和亲密接触者的做法的话，反而会付出更大的生命的代价。
目前所面临的疫情，并不同于以往的流感，所以各项参数如死亡率、感染率、需要隔离人群的比例等参数都不相同，很多数据还有待观察。然而，在经济对人均寿命产生影响的计算逻辑方面还是一样的。
面对疫情，目前全社会从上到下都树立起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赢这场仗的决心。这样的决心，无疑是正确且必要的，我们也相信胜利终将属于整个人类。但通过上述计算，希望全社会都能意识到，在坚持“不惜一切”的理念之下，我们也要争取将各种“代价”控制在最低限度，而不是放任其不断扩张。
我们需要以科学而理性的态度，来找出控制和消灭疫情的最佳办法。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疾病，除了新冠肺炎之外，还有癌症、心血管疾病等等，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社会资源和医疗资源，找到一个最有利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平衡点。至于正常的生活秩序和工作秩序，同样是关系到每一条生命的重要基础，各方应当争取将为此付出的成本降到最低。■
作者为携程集团董事局主席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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