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立嘉 / 文
二、南丝之路秦汉文化遗存考证
从古蜀——身毒道 (南丝之路)起点的成都起，沿途各地均留下大量秦汉文化遗存。从考古学的角度讲，这些秦汉文化遗存大量出现在非华夏民族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正是秦汉蜀——身毒道， 将蜀、汉文化传播到川西南、滇、黔各地的有力例证。
现仅借用相关各地文献和考古调查发掘资料摘录汇集佐证于后。
(一)四川地区
1、临邛:
①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称:“在临邛夹门镇(今邛崃夹关镇)山险处，得瓦棺，长七尺，厚几二寸，与今木棺略同，但盖底相反，骨犹不坏。棺外列瓦器，皆极淳古”。宋代陆游所见为邛西南山区汉基中的陶棺和汉代胸器。夹门关为临邛通往镇西山至芦山的古道。
②据1986年文物普查资料和2001年笔者组织市文物管理所田野文物调在显示，邛崃东、南、西、北四路均有大量汉墓。普查上点汉(晋)砖室墓葬群28处，岩墓群8处。东路汉墓(群)主要集中在羊安、冉义、牟礼、高埂、泉水、战斗、固驿、新安。羊安、泉水、牟礼汉墓(群)都曾出土大量陶俑、陶猪、 陶狗和“盐井”、“宴乐”、“庭院”、“车马”等画像砖。多为东汉至晋花边砖室墓。纪年砖有“永平四年(公元61年）”、“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等。城郊及北路汉墓主要集中在桑园、拱辰、茶园。茶园尚存部份岩墓。当地群众称为“蛮洞子”。西路汉墓主要集中在白沫江、火井江河谷的下坝、马湖、孔明、火井、油榨、夹关。其中尤以下坝金钵山岩墓群为集中。临邛镇西白鹤山下，沿小南河谷亦多岩墓。笔者曾亲自参加泉水汉代砖室墓和白鹤山岩墓的清理，出土有汉陶耳杯、陶鸡、陶狗、庖厨俑等。下坝岩墓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题刻。泉水、牟礼和临邛镇洪川村也都出土有汉代“陶棺”、“瓦棺”。
另据笔者调查，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泉水乡有汉碑一座，老百姓叫“穿眼碑”(见雅安“高颐阙”穿眼碑)。馆藏文物中有柳叶剑、铜钺等战国至汉代器物。
雅安地区:雅安地区是汉代文化遗存保留十分丰富的地区。(《雅安地区文物志》)
2、芦山县:
①芦山县文管所、博物馆收藏大量新石器时代有肩和无肩石器。
②位于芦山河支流的清源河清源乡出土大量春秋战国至西汉青铜兵器、秦巴蜀图语印、汉印、柳叶剑、柳叶矛和中胡二穿戈等。
③仁家乡曾出土西汉铜釜、斧、鐎斗等用具。
④芦阳镇，曾出土汉代绳纹瓦棺。
⑤汉代砖室墓分布很广。岩墓则主要集中在芦山河谷的龙门、隆兴一带。
⑥著名的“王晖石棺”(东汉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樊敏阙”(东汉建安十年，公元205年)以及大量汉代碑刻。
⑦思延乡铜头村遗存有“开明王城遗址”。2004年县城附近又发掘出汉代城门遗址一处及城门石狮等汉代遗物。
3、天全县、宝兴县:
天全县在荥经河、天全河河谷地带曾发现有肩石器和战国巴蜀青铜器，以及东汉砖室墓。宝兴县在五龙乡瓦西沟发现石棺葬。
4、雅安县:(汉代未曾置县，属严道)
①有著名的汉代“高颐阙”(姚桥乡、建安十四年公元209年)、高公墓。
②1988年姚桥乡三河村发现蜀汉“景燋三年杜氏所作吉羊”纪年砖室墓。
③岩墓主要分布在青衣江河谷两侧，出土有陶瓶、陶罐、陶俑、猪、马、狗、鸡等。
5、荥经县:
荥经县(古邛崃山<大相岭>北面，为秦汉时“严道县”治所，“九折坂”即在荥经至汉源间)。
①上世纪70年代在古城坪发现秦汉严道古城遗址。时代为春秋中晚期至东汉末。
②荥经县北5KM荥经河西岩复顺村发现汉代古城遗址。
③严道铜矿遗址:北距荥经县城约10KM宝峰乡，“铜矿矿坑遗址上千座”。(24)时代为秦汉时期。
④汉代砖室墓主要分布在荥河、经河汇合处一带及两岸台地。在花滩曾发现一座有 “千万岁”铭文的东汉砖室墓;在羊子岭发现一座有“永平十五年赵”纪年砖的砖室墓。
⑤岩墓有曾家沟岩墓、罗家坝岩墓。
⑥另在严道古城遗址内还发现战国土坑基群。1984年12月在县广播局建设工地发现船棺葬。从随葬品看，除巴蜀文化影响外，还可见一些“以石棺葬为代表的川西青铜文化的影响”。(25)
6、汉源县:
汉源县(古邛崃山南麓大渡河北、秦汉时笮都)以著名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富林遗址命名的“富林文化”即在大渡河流城。从商周至东汉的文化遗存特别丰富。
①商周遗址和土坑墓有大树乡麻家山、麦坪、桃坪、大瑶、富林后山等。石器有石斧、锛、凿、刀等。陶器有尖底罐、圈足器、深腹豆等。土坑基铜器有钺、戈、凿等，“与阆中发现的铜钺很相似”。
②战国秦汉土坑墓:多发现于市荣乡桃坪村、小堡乡团结村。出土器物有青铜柳叶剑、中原式剑、刀、斧、盘、钟和博山炉等。1989年在富林发现一座土坑墓， 出土600多枚“半两”钱币。
③汉代砖室墓主要分布在富林镇、青富乡、小堡乡、万工乡、市荣乡、大树乡、河南乡等地。出土器物有蒜头壶、铁杆、摇铁树、五铢钱以及陶俑、陶猪、陶鸡等。
④汉代岩墓主要分布在九襄至富林流沙河河谷地带的大田、龙洞湾、半厚、枣村、唐家、富春、富泉、桃坪、万工等地。尤以龙洞湾岩墓最多。
在九襄大田乡新中村发现汉代冶铜遗址，出土铭文砖和瓦当。而在石棉县丰乐乡大田村出土的柳叶剑和山字格剑，前者是典型的巴蜀兵器，而后者则是川西和滇西青铜时代常见场兵器。
7、越西县:
越西县(凉山州地区、古阑县、“灵关”所在)上世纪80年代，曾在县北约10KM的大屯乡华阳村发现2座西汉土坑墓，出土巴蜀图语印章1枚，铜柄铁剑1把、铜鎏金蒜头壶、釜、洗等汉代器物19件。(26)
8、喜德、冕宁(古台登)
这一带分布着大石墓，时代为商周至西汉末、东汉初年。这种墓是一种二次丛葬的族葬墓。从喜德拉克乡四合村1号墓出土有汉式器物“半两”、“五铢”钱。
9、西昌县(古邛都，两汉时为越巂郡治。是川滇交界的重要通道，古蜀——身毒道要冲)
①除有著名的“礼州遗址”(新石器时代晚期)外，沿安宁河流域德昌、米易多有大石墓。其第一期墓中常见的“陶觚”和“觚形杯”与广汉三星堆遗址中常见之器物相同。西郊乡1号墓、河西乡马槽沟3号墓、黄水1号墓、川兴乡小花山1号墓都出土有较多的铁器、五珠、半两钱等器物。西郊1号大石墓中还出土有巴蜀式虎形纹铜带钩1件、马道乡点将台一座巴蜀土坑墓，出土有铜矛、铜戈、铜炊具，时代均为战国时期。(27)
②西昌两汉时期遗存十分丰富，主要分布在安宁河谷一带。西昌市北礼州曾发现批西汉末至东汉初的木椁土坑墓。出土铜壶、洗、鐎斗、盆、五铢、大泉五十等，以及铁刀、铁剑、铁锄、铁斧、铁锤等。而陶器则有陶盘、甑、罐、壶及陶池塘、陶田、陶井等，与成都平原汉墓所出陶器相同。
西昌汉代砖室墓分布很广，数量很多。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初曾参加部份调查,在礼州土城、小庙天王山、马道点将台、 袁家山、北山一带，都保存有高大如小山丘的汉墓封土堆。西昌市博物馆、凉山州博物馆收藏的汉砖、汉俑、陶器、青铜器,内容十分丰富。其“车马”、“羽人”、“日月”、“西王母”画像砖及“元初三年(116年)造”、“建兴五年(317年)大兴二年造作(319年)”、“大兴二年岁在已卯(319年)”纪年砖，与成都地区出土东汉至东晋时代的画像砖、铭文砖、纪年砖相同。
③上世纪70-80年代，在西昌市区东南约3公里处发现汉代古城遗址，城墙依在。据1987年凉山州文物普查资料表明，该城址应分作上下两城，时代应为汉代。距此不远的川兴高枧乡也曾发现汉代古城遗址。上世纪80年代，部分夯土城墙残存有1m多高。
④西昌地区(凉山州)的昭觉县。四开发现东汉晚期军屯遗址，出土“军司马”铜印、“军假侯”铜印。1984年在好谷出土东汉光和四年(181年)和初平三年(192年)石表二通。其上有东汉时在该处“缮治邮亭”的记载。
德昌五一乡七块坪子:会理县北关、黎溪、莲塘;会东县的小坝、姜州、鲹鱼也都发现有汉代砖室墓。1985年，鲹鱼公社(距县城西南3KM)一户农民修房子，从院子中挖出一座汉代砖室墓，笔者前往抢救性清理，清理出汉五铢钱2枚，汉式熊足铜案一个及云气纹铜杖头残件。墓砖多为楔形花边砖。
(二)云南地区
1、楚雄、永仁、大姚、姚安(汉属越嶲郡)
该地区留存分布有大石墓和石棺墓。姚安(弄栋)城南仁和乡发现西汉墓。出土铜壶、五铢钱和漆器。姚安城东大龙口乡发现东汉石板墓，出土陶房、陶鸡、陶盆等器物。阳派发现晋代砖室墓，出土“秦始二年”(226年)“咸宁元年”(275年)、“咸宁四年”(278年)纪年砖。
2、大理(古称楪榆，是古蜀——身毒道东、 西两路汇合后的第一个重要节点，也是通往境外的重要基地和必经之地)。
①大石墓、土坑墓分布广泛。其出土“山”字格剑具有代表性。出土数量又最多。这种山字格剑是四川甘孜、阿坝、雅安、凉山地区青铜兵器中最为常见，广为流行的一种。这对于研究蜀——身毒道川西与滇西南的关系有着积极的意义。
②在弥渡苴力战国晚期到西汉早期的大石墓中，发现一种环首直背铜削刀。同样在战国中、晚期的巴蜀墓葬中，这种环首直背铜削刀很为多见。而云南并不多见，故有学者将其称为“它很可能从巴蜀地区输入的”。(28)
③洱海向阳村大墓坪遗址出土一批剑。计有山字格铜剑58把，铜柄铁件1把，矛9支和犁1把。其中一把山字格铜剑的剑茎上铸有汉式龙纹。这在战国以前滇式青铜器上，从未出现过。这显然是受汉文化影响的结果。
④1978年，在大理县海东公社南村生产队“金梭岛”附近的一个小海岛中发现一个钱币窖藏。罐装西汉五铢、大泉五十、大布黄千等。依此推断，其窖藏时代当在西汉晚期。
⑤大理附近大展屯、喜洲文阁和祥云的红州都曾发现汉代砖室墓。出土器物有铜、铁器、陶俑、陶水田、陶包、陶房、釜、盆、钵碗以及摇钱树、“青羊作镜”铭文铜境。“青羊作镜”疑为成都造作。铭文砖有“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太康六年”(公元285年)、“太康十三年”。
⑥保山(古称不韦，永昌郡治)
保山城北5KM,汉营乡诸葛营村“诸葛营遗址”，古城夯 土墙残高约2-3m, 宽约8-10m。据保山地区文管所李枝采同志介绍，其所掌握的资料，这座古城的修筑年代大约是在东汉。
另从保山板桥区金鸡镇将台寺遗址、汪官营砖室墓、板桥区郡义乡龙王塘砖室墓曾出土“延熙十六年(253年)”、“官吏建”、“中平四年(187年)”铭文纪年砖以及汉代铜镜等。
⑦腾冲县(古腾越)。边境重镇，西联德宏，北接缅甸。
据《永昌府文征》载: 1938年在宝峰山核桃园(小地名侯家山)曾出土汉五铢钱千枚。
1981年和1986年废品收购站捡选出“日月昭明”镜和“日月”铭文镜，不知所出，只知出于腾冲境内。(29)
凡此种古代文化遗存的考证，对于古蜀——身毒道形成的影响已清晰可见。其中我们从大石文化的分布、分期及文化特征可以看到古“戈基人”南迁的路线和接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其中也不难找到诸如越西县华阳村“鎏金蒜头壶”之类蜀人南迁的例证。两汉两晋汉代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足以证明“西南夷”的开发与古蜀——身毒道 (南方丝绸之路)的形成与发展及其区域位置。
另有资料显示证明，云南晋宁石寨山貯贝器中的“贝币”，以及云南战国至汉代时期，滇西青铜文化中常见的“贝币”，经科学检测并不是产于内陆，而是产于印度洋沿岸地区。(30)这对于蜀——身毒道境外段的存在，又提供了一份有力的证据。
三、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
南方丝绸之路或叫西南丝绸之路，这都是我们现代人所命名。古代交通是政治、经济、文化的纽带。特别像南方丝绸之路这样长达数千公里，覆盖面积如此之大，涉及古代部落之多，恐怕是极其少有的。所以笔者对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出现的各个地区、各县市“争正统”的现象不以为然。笔者坚持从历史辩证的观点，实事求是地认识这条古道:这既然是从一条“民间贸易小道”发展起来的“国际贸易走廊(通道)”，它必然会在沿途各地形成多元多支的格局，也存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主线。例如，早期蜀——身毒道出成都到临邛不走新津，而沿文井江河谷至临邛。到临邛后翻越镇西山至芦山，沿芦山河而下到荥经，而不走名山、雅安。汉代芦山设汉嘉郡，而雅安没有设郡县，而是隶属严道县。其后大约在唐代以前，才改由临邛经百丈、名山到雅安。
蜀——身毒道南线从成都到新津多取水道， 从成都沿府河一直往下经新律、彭山、眉山、乐山至宜宾，可转向南往夜郎，折向西至云南昭通(朱提)、经昆明再往西，经安宁、南华至祥云合路，南下下关、保山。也可由水道经北盘江，红水河至广州(番禺)。又可从宜宾直下荆楚(秦曾由巴乘大船伐楚)，直抵长江出海口。在荆楚墓葬中出土的西汉早期漆器上烙印有“成市”、“成市草(造)”(即“成都造”)、“成市饱(㯡)”字样。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江陵凤凰山墓、贵州清镇汉墓中也都曾出土成都、蜀、广汉造精美漆器，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南方丝绸之路西线主要路线:
(汉代)蜀郡成都→临邛(邛崃)越镇西山→芦山(汉嘉)沿芦山河→荥经(严道)越邛崃山(大相岭)→笮都(汉源)→旄牛(汉源九襄)渡大渡河→入凉山境过“灵关”(笮都汉源县与甘洛县交界大山峡谷。岩上“灵关”二字尚存)→阑县(越西)沿孙水(安宁河)→台登(冕宁)→越巂郡邛都(西昌)→会无(会理)→黎溪(会理县属)→鱼鲊(会理县属)→渡泸(金沙江)→入云南境内，经平地、永仁→弄栋(姚安，汉属越巂郡),折向西→云南(祥云)→揲榆(大理)越博南山、渡阑仓水(澜仓江)→永昌郡不韦(保山)，渡怒江大峡谷，越高黎贡山→滕越(腾冲，永昌郡属)。腾冲分北路、西路。北路经永古、密支那(缅甸)，向西北至印度(身毒)。西路沿大盈江、伊洛瓦底江而下至掸国(缅甸)，至印度。再西至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以色列直至埃及。或由伊拉克北至叙利亚、土耳基、希腊。
唐代南方丝绸之路有了很大的拓展，主要支线增多，线路也多有局部改变，但总体未变。宥于篇幅，不再详述。唐代从成都经贵州、云南至越南一条线路即是在五尺僰道和水道基础上形成的。主要水道线路是:成都→嘉州(乐山)→宜宾→泸州→巴符关(合江)。从宜宾沿朱提江→豆沙关→曲州(昭通) →会泽(东川)→昆明往南经江川沿红河(宜良江)→交州(越南河内)至真腊。另从巴符关陆路→赤水→威信→宣成→曲靖州沿南盘江、清水河至交州，至真腊。从越南、广州港口沿北部湾海上通道，南经马来半岛，往西经孟加拉湾至狮子国，至天竺(印度)、至波斯、大食。(31)
古代蜀——身毒道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段有不同的名称。秦汉称其为“旄牛道”。也有将北段(北路)称作为旄牛道;南段(南路)叫“灵关道”;下关以下为“博南道”。唐代因在汉源置清溪县，故唐时南一段又叫“清溪道”。汉武帝时开“越嶲道”，又称中路。由成都南下彭山、乐山、犍为、屏山、马边入凉山，经昭觉至西昌合灵关道。1982年在昭觉县碗厂乡博什瓦黑发现南诏时期的佛教密宗岩画，是唐宋时期中线繁荣的一个例证。
四、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邛窑”的兴起与南方丝绸之路的传播。
关于“邛窑”，所论及者甚多，本文不再赘述。但关于“邛窑”的兴起与传播，涉及者甚少。笔者不揣冒味，简要论述于下。笔者认为，凡是“传播”与“交流”或是“影响”，首要一点必须明确，这种传播、交流、影响(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技术) 都无一例外是双向的，而决不是，也不可能是单向的，所以， 关于“邛窑”的兴起和传播也必然是受双重影响、双向传播的。
到目前为止，在今邛崃市境内，乃至唐代邛州范围内尚未发现早期原始青瓷，甚至连典型的两晋青瓷也还没有发现，更没有发现早窑址。其中包括烧制了大量精美汉画像砖，汉陶俑、陶钵、陶罐等器物和陶棺一类大器的汉代陶窑也未曾发现。但这并不等于这大量的、分布很广的汉陶器不为临邛本地生产。从早于邛州窑生产青瓷的四川三台一带的两晋青瓷窑，以及同烧造于南朝的成都青羊宫窑看，是否可以说“邛窑”青瓷的兴起是受其他窑的影响传播而来的呢?笔者回答是肯定的。
原始青瓷的讨论,是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而提出来的。作为陶瓷发展过程中产生原始青瓷的制作,是进步发展的必然。例如南方江西青瓷则以“商代作为生产青瓷的原始阶段”;“两周(西周、东周)时期以至两汉时期，属于青瓷的发展阶段”;“西晋、东晋、南朝、隋唐是江西青瓷的全盛时期”。(32)南方青瓷发源地为代表的浙江慈溪县“上林湖越窑遗址”，是“东汉至宋代的青瓷窑址”。“东汉至隋代为越窑青瓷发展的初期阶段……唐代开始使用匣钵....唐代晚期已在上林湖设官监窑烧造作为‘贡品’的秘色瓷”。(33)而此时北方洛阳等地从东周至唐宋时期制陶业蓬勃发展，“从西汉以来直至隋唐,窑的的型制、结构已基本定型”，“自东周以来，除了瓷器和唐三彩生产外，建筑材料的烧造也由于城市建设的需要而得到蓬勃发展”。(34)而此前的“洛阳西周原始瓷……表面均施有一层极薄的釉，釉色因烧成温度不同而呈现出不同颜色。……一般呈淡青色或油青色;中型器如罍.....一般呈青色或草绿色”；“这批原始瓷器的瓷胎一般为灰白色，质地细密坚硬，吸水性极弱，击之有金属声”。(35)到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北方的白瓷得到进一步发展，南方的青瓷也达到一个高峰。河南郏县窑是唐代北方一个著名瓷窑，因为釉色和彩釉斑同宋元钧窑非常相似，所以有人称其为“唐钧”。位于四川以北的陕西铜川耀州窑(黄堡、玉华、上店、立地坡-带)是北方著名的青瓷窑址，“创烧于唐，鼎盛于宋。金元续烧，明代衰落”。(36) 1999年，在西安市西郊老机场也发现唐代“醴泉坊三彩窑遗址”(见“天宝四年”铭文陶片)。出土三彩器中多蓝彩。南方长江流域著名的湖南长沙铜官窑创烧于唐，衰于五代。有资料称“湘阴窑晚期，其时代相当隋唐之际。产品的釉色灰青或豆青开片，也有呈酱绿色或青釉微黄的”。(37)
从上列南北名窑可以看到，南方越窑青瓷窑无疑影响到邛窑的兴起，这其中并不排除从河南、湖北(鄂城地区两晋青瓷)由北或东传入蜀中，影响川北三台等地及威都地区的青瓷窑形成。而“邛窑”又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广泛吸收南北青瓷文化的影响，在做工、釉色、彩绘等方面有所突破，较早烧制成功高、低温釉下三彩，并通过南方丝绸之路的水道将其烧造技术传播于长江流域，而尤以长沙窑受其影响最深。其中，彭山窑、乐山苏稽窑、关帝窑、重庆涂山窑与邛窑极为相似，便是一个例证。邛窑又依托南方丝绸之路西线将器物和技术传播至雅安、西昌、云南直至印度河流域。雅安芦山县1979 年在城东骆家坡发现唐宋窑址，1987 年11月芦山县城建局宿舍建筑工地也“发现宋代三彩器物”。笔者实地察看认为，出土器物均为典型邛窑器物。陆游称汉嘉有省油灯，可能指今雅安地区(古汉嘉治今芦山县，乐山亦曾称汉嘉州)。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昌高枧、会理鹿厂均发现唐宋窑遗址(笔者曾亲往发掘现场)，出土器物与邛窑有直接影响。近年笔者亲见盐源墓葬出土唐代晚期碗、杯之类，也为邛窑器物;而早在1936年，华西太学博物馆馆长、美籍学者葛维汉为考证邛窑，曾往英国博物馆考察发现:“在大英博物馆中，藏有底格里斯河(Tigria) 附近沙马拉(Samana )和勃罗明纳巴德(Braminbad)遗址‘原位’出土的中国陶器。这些属于公元800 -900 年的瓷片与邛崃出土的遗物极为相似”。(38)过去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中，人们都将这些在东亚、东南亚、西亚以及其他地区出土的“唐宋器物”，认定为“长沙窑”、“钧密”。当然，笔者并不排除这些窑的传播，但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出土的唐宋器物中，有部份应属于邛窑制造的。
如上所述，影响是双向的，所以笔者认为，创烧时代稍晚于邛窑的陕西耀州窑，在刻花、印花生产工艺上反过来影响了邛窑。两窑在许多方面有相同之处，而宋代耀州窑的刻模印花则明显优于邛窑。彭县磁峰窑白瓷生产造型装饰工艺以及重涂山窑的黑釉瓷似乎也受耀州窑的影响。而隋代邛窑器物上已出现“联珠圆纹”、唐代波斯风格彩条纹、菱形花格缨络纹、高脚杯、船形杯、仿希腊金银器大耳杯，以及众多的胡人俑，无疑是受波斯阿拉伯文化影响的结果。
至于邛窑绿釉、紫兰色窑变和在唐代器物中已大量出现，并一直延续到宋代，并非“到了宋代还继续摹仿钧窑"。钧窑或多或少是受邛窑工艺的影响，这一点，耿宝昌先生用(邛窑)“其工艺传播于南方诸名窑”(39)作出了总结，不必赘述。
参考资料 ：
(24)(25)李晓鸥《邓通铸钱地考)《雅安地区文物志》
(26)《越西县华阳村发现蜀文物》
(27)黄承宗《从凉山考古材料看蜀王南迁》
(28)《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
(29)《腾冲县文物志》
(31)严耕望(台湾)《唐代交通图考》
(32)李科友《江西青瓷发展初探》
(33)(36)《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博物馆卷》
(34)叶万松《洛阳东周至唐宋时期的陶窑概论》
(35)张剑《洛阳西周原始瓷器的探讨》
(37)周世荣《湖南唐宋窑址分期与陶瓷的主要特点》
(38)(美)葛维汉《邛崃陶器》
(39)《中国邛窑》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