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不认为我在文字上是有什么能力的。
开始是我妈在家教训我时，她说一句，我在心里回一句。
后来出去上学，看到周围的人和事，看到别人说话，或者我在想一件事。
心里总会有大段大段的话生成，就像墙壁上大块大块脱落的墙皮，在空中飘飘悠悠几秒钟，便落地不见踪影了。
等我气定神闲的坐在电脑前时，却再也写不出来什么，写写删删，后来就全删完了。
偶尔有想法时恰好身边能拿手机记下来，于我而言，真是珍贵的瞬间。
看到某些现象，比如近期的安医生自杀，很生气，胸中有一口气。
回到家已经9点左右了，脑子里乱糟糟的，其实那些想法那些大段的文字，已经同路上的风一样无影无踪了，我还是选择坐下来，说一堆乱七八糟无逻辑的话。
我很庆幸且感激我拥有一个小小的不太完善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对事情有自己的看法，尽管有些看法和见解很幼稚。
我很明白同人讲道理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所以我在大部分时间都选择沉默，有时不得不一边脑中有大段大段话剥落，一边沉默的忍受着。
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中说到，“如福科先生所言，话语即权力。当我的同龄人开始说话时，给我一种极恶劣的印象。”正是这种奇妙的体验，让我有倾诉欲。
所以我的公众号也好，空间说说也好，泄欲的地方而已。
所以遇到那些他们说的话我不反感而且特别喜欢的人，我特别特别珍惜，自己单方面在心里距离拉近好多，文字啊文字，真是一座桥。
我并不是很关心与她们会面，也不关心她们的生活或者人品如何，我只是很乐于看他们写在空间或者公众号上的一些东西，毕竟我不是什么善于交际的人。
关于倾诉欲还有一个趣闻。
说二战时德国一科学家被抓，那个科学家是制造导弹的核心人物，但是不管怎么逼问他都不说出核心技术，后来有人想了一个办法。
把那位科学家安置到一个大学教室旁边，教室里的物理教授总是故意讲些错误连篇的观点，后来那位科学家忍无可忍，大喝一声，冲出去滔滔不绝的开始质问纠正教授，导弹的核心技术也因此被他说出来了。
原故事应该没有“大喝一声”，但我总觉得大喝一声才能解气，在我看来，这真的是种不小的折磨。
雷斯林说：“我喜欢写有意义的东西，比起称颂，我可能更擅长反对，但本质上我是希望一切都能好的。
套用之前对新榜的朋友说的话叫做，如果外面下着雨，大家都在说下雨，那你绝不会为了说“下雨了”专门写点什么。但如果外面明明下着雨，所有人却都在说“太阳真大真温暖啊”，你才需要写点什么。
至今依然这么认为。”
可正是因为他这么的一声大喝，文章被删已屡见不鲜，如今公众号都被封了。
说到这里，又谈到中国的沉默。
王小波说：“在我周围，像我这种性格的人特多──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换言之，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起初我以为这是因为经历了严酷的时期（文革），后来才发现，这是中国人的通病。龙应台女士就大发感慨，问中国人为什么不说话。她在国外住了很多年，几乎变成了个心直口快的外国人。”
当然他说的沉默应该是一个更大的范畴，而且时代不一样。
不管怎样，中国的大多数文学作品语气都不是太热烈，涉及政治就要极其隐晦提一笔。群魔乱舞的社会，每个文人有每个文人的处理方式。
当年也有一个庄子的沉默，“对人世间的种种荒唐与罪恶，自知不能用书生的秃笔来与之叫阵，只好冷眼相看，但终于耿耿而不能释怀，于是，随着诸侯们的剑锋残忍到极致，他的笔锋也就荒唐到极致；因着世界黑暗到了极致，他的态度也就偏激到极致。天下污浊，不能用庄重正派的语言与之对话，只好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与之周旋。”
如今的沉默，更像是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捂住了每个人的嘴。
若再过分，直接抹干净就好。封公众号封微博，无所不能。
在我看来，他做的事不过是告诉某些人他们的牙上有韭菜而已。
自始至终我做的只不过是“要挤入那个话语圈，虽然这个时而激昂、时而消沉，时而狂吠不止、时而一声不吭的圈子，在过去几十年里从来就没教给人一点好的东西，但我还要挤进去。”
最后，想送给自己一句话：写好文章，管他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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