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郭晋老诞辰一百周年
郭晋稀，字君重。（1916.10.——1998.7.）湖南株洲人，生于湘潭。先后就学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湖南大学，师从国学大师曾运乾、杨树达等知名学者。1942年起在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广西桂林师院等高校开讲授课。1951年来甘肃，任教于西北师院中文系。195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1年开始招收研究生。西北师大中文系资深教授，国内著名音韵学专家，古典文学专家，古代文论专家。一生著有《文心雕龙注释》、《诗辩新探》、《诗经蠡测》、《声类疏证》等文论专著数百万字。是杏坛翘楚，学界巨擘。
我在大学期间，晋稀先生没给我们开过课。我与先生的结缘是在“横扫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1968年春，中央通知全国学生复课闹革命，各地各级政权（革委会）同时开始了新一轮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甘肃师大中文系把认为有“重大问题但可以团结教育”的少数几个人集中安排在一个政治学习班，叫做第二学习小组中（准牛棚）等待审查结论，我在那里有幸见到了郭晋稀先生。
这个所谓的第二学习小组当时共有六个人。有两位是1964-1966年中文系的先后两任党总支书记，一位是早期在延安参加革命的国内知名文艺理论家，另一位是商人出身的系办公室文员。再就是郭晋稀，唯一的在职教授；还有我，唯一的在校学生。从1968年4月底到12月中旬我被通知分配离校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这个不伦不类的“待定六人组”整日在这个“准牛棚”里一起学习，在师大校园里一起劳动，共同度过了漫长而忐忑的政治审查阶段。随着时光的流逝，这几位往日须仰视方可得见的政治闻人、学界名人、社会达人在我心目中渐渐由高远变得平近，由神秘变得平凡，由可畏变得可敬，由凛然变得亲切。而其中印象最深的，当数郭晋稀先生。
按年龄算，晋稀先生当年不过五十出头。身量不高，瘦骨嶙峋，一口乡音，不修边幅。头发胡须任其纵横，衣服鞋袜随意搭配。看书读报须摘下眼镜，听人说话常侧耳相迎，一双不大的眼睛总在镜片后惊奇而怀疑地看着周围的一切。全身散发着一种浓浓的学究气息。他待人接物言谈举止随和而颇具个性，随性而是非分明，似随意但事事得体，似随便却处处有分寸。半年的朝夕相处中，我眼中的郭晋稀先生日益高大，我认定他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过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
晋稀先生身上有着浓浓的书卷气，是位十足的夫子型知识分子。在学习组里，他遵守纪律服从管教，每天按时来按时走，从不迟到早退，从不请假缺席。一身藏蓝色中山装和一本《红旗》杂志是他的“标准行头”。那本《红旗》杂志既是他思想改造的读本，又是他用来取凉的扇子，同时也是他偶尔丢盹打瞌睡时的遮掩物，一体多用，帮他对付着那一个个难熬的日子。
八十年代與羊春秋教授（左一）、石生怀（中）教授同游刘家峽
刚刚见到我这个“犯了事”的学生，他似乎很诧异，用疑惑不解的目光盯了我好几天。但不久便“师心”大动，开始主动过问我的“问题”，问询我们这一届学生的课程安排和学习状况。由他的谈话中，我可以明显感觉到他对我们中断学业的惋惜、焦虑和无奈，也能清楚地领会到他离开大学讲堂的烦闷、痛苦和怅惘。很快，我们这一师一生便成了新的“学习组合”。政治学习组在一间大教室里，原本是六个人人自为战，座位拉开距离，分别学习文件，各自进行改造。但不久我便把凳子挪到了晋稀先生的桌子旁边，俯首帖耳，恭恭敬敬地开始听取他对我的“牛棚施教”。
那是一段难以想象，无法忘怀，回味无穷而又让人担惊受怕的日子。
短短几个月中，晋稀先生为我梳理了中国古代文学史（大略）；粗略讲解了各历史阶段文学作品的精要和特点；他对《诗经》《楚辞》的精熟及讲解时的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和名篇佳句脱口而出，让我惊奇而叹服。（多年之后我才知道先秦文学正是先生带研究生所开的课程）。在那段时间里，先生讲过的许多话都是我在多年以后才真切体会到的。他说学问是天大的事，“你不亏它，它必不亏你“。他说读中文系的人，一生都要致力于学，是没有尽头的。他曾给我开列过一份长长的书籍名单，叮嘱我“出去”以后一定要抓紧自修；记得先生教过我如何记诵古典诗文，告诉我“长诗记情节，名篇背佳句”的独特方法；记得先生给我讲过音韵学的基本常识，教我如何区分广韻集韻正韻，如何查阅《康熙字典》；记得先生对我提出的许多幼稚而刁钻的问题不仅不嗔怪，反而大感兴趣，高兴地说我“孺子可教”；记得先生有时讲得兴起，会仰头瞅着天花板，情不自禁地放声吟诵，惹得其他人急忙摆手制止，而当他顿悟般连连点头戛然而止时，又引得大家发出无声而会意的微笑……而最最使我深受感动的，是在当时那“黑云压城”的政治形势下，在他自身不保的恶劣环境中，晋稀先生对我这一介学子不歧视不嫌弃不回避不厌烦，满腔热情倾心施教，在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教给了许多我本应在大学三四年级才能得到的知识。尽管先生讲授的东西以及他亲手为我开列的书单在我以后的为生计奔波中大都遗忘和丢失，但先生的人格和风范却永远地存留在了我的心头。晋稀先生勤于舌耕，乐于施教。他有着曲折的人生经历，有着执着的学术追求。个性独特，人格高尚。学识宏大通透，品行逸群绝伦。先生不仅是我终身难忘的恩师，也是甘肃师大中文系师生永远的典范和榜样。
與王元化、周振甫老先生及日本朋友合影
晋稀先生当年已经是二级教授，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堪称大儒。但在我眼中，他始终有着可敬的平民之心，有着可爱的童稚之气，相处愈久，感受愈深。
先说抽烟。中文系的老夫子们大多嗜烟，据说位列前三名的依次是系主任彭铎、现代汉语讲师张文熊、古典文学教授郭晋稀。彭铎先生的抽烟“功夫”从他那一口青玉色的牙齿便可得知。张文熊先生的抽烟则是我们在课堂上亲眼见识过的。看他吞吐之间的满足惬意和喷吐烟圈由小变大且经久不散的“能耐”，着实比听他的讲课还有意思。
晋稀先生的抽烟却另是一番风景。我不清楚先生是打从何时染上烟瘾的，及至我见到他时，他的抽烟已经颇有名气了。他很少用手指夹着香烟一口口的去吸，而是将烟卷噙在嘴角，任缕缕青烟袅袅上升。无论读书也罢写作也罢，只要有烟在口，有飘飘渺渺的烟雾萦绕在眼前，他便可安然入静，便可文思泉涌。晋稀先生的这一特点，有他左侧脸颊上一块不大的黄色瘢痕可以作证——那是久久为功，硬生生被香烟给熏烤出来的。但在我看来，晋稀先生又是个不会抽烟的人。一是抽烟之于他，似乎只是一种生活习惯。如同用顺了的一支钢笔、坐熟了的一张靠椅。他的抽烟完全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说准确点，他其实只是在“燃烟”，并没有真正的吸进去。二是他抽烟从不在乎牌子。他每月有两条“特供”的牡丹香烟，但远不足其消费。于是8分钱一包的“经济烟”、1角2分钱一包的“双羊牌”（都是穷学生们享用的），他也不挑不拣，拿来噙在嘴角，照样细眯着眼，任烟雾飘升，自得其乐。常见他正襟危坐，习惯地打从衣袋里掏出一包或牡丹烟或经济烟来，熟练而又若无其事地点燃嘬吸，既不因价高物稀的牡丹烟显得身份优越，也不因不入流的经济烟觉得纡尊降贵。由于他长时间将烟卷噙在嘴角，香烟就经常被洇湿折断甚至掉在地上，先生也毫不在乎，俯身捡起轻轻一吹仍旧塞进嘴里。前系总支书记盛智乐调侃他是“香烟落地沾满泥，塞入口中使劲吸”，他也只莞尔一笑，依然故我。
晋稀先生的夫人张士昉先生曾讲过一段堪称经典的轶事：1965年前后，（应是1980年代）社会上盛行了一阵“戒烟糖、戒烟茶”，家人操心先生的身体，先后买来帮他戒烟。不料过了一段时间后，先生的烟量非但未减，反而喜欢上了戒烟糖和戒烟茶的特殊味道，抽起烟来，必须同时嚼着戒烟糖啜着戒烟茶方觉过瘾。一家人的“戒烟运动”最终不仅没有达到目的，反而把一份开支变成了三份销费，还得忙着再帮他逐步减去那新染的毛病。“只好听之任之由他去了”张先生一脸无奈的对我说。
再说吃饭。在“准牛棚”的日子里，晋稀先生曾多次带我去过他家，也曾留我在他家吃过几次饭。至今还记得初到教眷十六楼101室，首先让我眼晕的是书房四周与墙齐高的书架和堆放得顶住天花板的文稿资料。（许多年后我自己家中的书架安放格式即源于此）。其次是那朴素到简单的几件旧式家具，使我吃惊于月薪240元的大教授之家竟会如此寒酸。而最打动我并印象最深的，则是先生的三个不足十岁的孩子以及他们围桌就餐时的情景。
1996年10月與作者（左一）及友人合影
晋稀先生在生活上是个极简主义者。不仅穿戴不讲究，吃饭也有啥是啥极其随意。早年四处漂流的“教书匠”生涯使他把“因陋就简”运用到了极致——一碗白米干饭，一碟腌姜片或红辣椒，即可做湖南佬的大餐。后来因夫人身体欠佳，先生在家也常亲自下厨。看着他腰系厨用围裙，高挽袖管，在一番烹炒煎炸后满面汗湿地将饭菜盛盘端出，关照着儿女们用餐，听到有谁说“香”，便如孩童般快活得意的神情，我总有一股暖暖的感动油然而生：这是位多么可敬多么可爱的父亲啊！
那年10月的一天，先生事先说好要我星期日去他家吃午饭。去后看到一位陌生人正在与他聊天，先生介绍说这是他十多年前的学生，叫渠丕泉，是专程来家看望他的。渠丕泉看起来约有三十七八岁，身材魁梧，穿一套很时髦的秋衣秋裤，脚下却是一双土灰色的翻毛皮鞋，鞋带松散不系，显得很有个性。他说话有汉中腔调，声音浑厚略带沙哑，仰头大笑时极富感染力。据说他在市里某中学任教，是常来探望和请教于先生的众多弟子之一。很快到了做饭时间，先生中断了与渠丕泉的聊天，起身宣布说由于渠的到来，中午决定吃水饺。“他有一手包饺子的绝活”先生对我说，然后又颇带炫耀的对大家说，我为你们做一道我的拿手菜“金元蛋“。话音未落，郭令原张怡怡兄妹立即欢呼了起来。紧接着先生便更衣挽袖走进厨房叮叮当当地开始了操作。渠丕泉也洗了手忙着和面剁馅。看来渠是先生家的常客，对各房间的设施毫不陌生，对厨房里米面肉菜糖盐调料的位置十分熟悉。直到他拌好了饺馅，动手做饺子皮时，我才见识了他的”绝招”——他根本不用那种细小的擀面棍，而是将面团搓成一握粗的圆棒，又一截截揪成乒乓球大小的面脐，然后用手掌逐一揉压过去，三旋两转便做出了一堆大小均匀、中间稍厚边缘略薄的圆圆的饺子皮来。再接着他一手拿皮，一手装馅，两手一捏一挤，一只只饺子便小兔子般跳在了砧板上。我看着渠丕泉那青筋暴突蒲扇般的大手，看着他悠然自得从容不迫的神态，眼花缭乱，钦佩不已。饺子包到大半，晋稀先生的拿手菜也已出锅。先生满脸得意，两手端着一只大盘子，兴冲冲地摆放在餐桌中央，一股浓烈的胡辣香味立即在房间弥漫开来，大家便都围拢到了餐桌旁边。后来听张先生讲，这道“金元蛋”其实是先生的自创，是他年轻时在湖南广西教书时为了节约食材和时间而做的一道“辣味杂拌”。其做法是先将鸡蛋煮熟剥皮一分为二，再用蒸好的湖南腊肉切片，下锅猛火翻炒，然后佐以花椒大料葱段姜丝，并放入整块的干红辣椒。待辣味葱味肉香味一起爆出时收汁起锅。由于食材多样，菜色靓丽夺目，红黄白绿十分好看，加上腊肉和辣椒的尖烈香气，使人顿时感受到了浓浓的“湘味”。装盘上桌，可称色香味俱全。热腾腾的水饺，好看又好吃的“金元蛋”，让先生家的餐厅充满了诱人的香味和温馨的气息，也让我颊齿留香回味无穷。那顿午餐之所以让我一直记到了今天，更是因为事后才知道：一，那天是晋稀先生全家为他祝贺52岁的生日庆典；二，渠丕泉正是我十年前在兰州第四初中读初一时的语文实习教师。能在动乱的年代参加一位“牛棚教授”的家庭聚餐，能在大学毕业时见到初中一年级的授课老师，对我来说，这是多高规格的待遇，又是几人能有的幸事啊！我怎敢忘怀！
晋稀先生深受儒学熏陶，宅心仁厚，宽恕为本。瘦小的身体里有着一颗宽宏博大的仁者之心。当时文革已经进行了两年，不仅砸烂了几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而且推翻了各项工作的程序和规章制度。批判“师道尊严”，宣扬“读书无用”，校园内外到处呈现在红色海洋下的极端乱象。晋稀先生迷惘而冷静地关注着这种变化，从容而镇定地应对着这场浩劫。他很少对运动发出议论，也很少对校园里的疯狂作出强烈反应。让他学文件他就学文件；让他写检查他就写检查；让他谈认识他就谈认识。完全是一副老老实实自我改造，认认真真接受批判的态度。但我感觉得到，他的内心有着极大的困惑和疑问。对学生停课他痛心疾首；对批斗教师他长吁短叹；对国家前景他忧心忡忡。从他偶而满怀忧虑地吟诵屈原《离骚》的诗句中，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冷峻面孔后面的汹涌思绪和澎湃情感。先生在学习组是团结友爱的典范。他对两任系党总支书记客客气气，对大名人陈涌尊重如仪，对系办秘书李锦波时有眷顾，对我这个未出校门的后生关爱有加，时时处处流露出的是一副悲天悯人温暖和煦的热血柔肠。
那年入冬的一个晚上（我们的学习与学生的晚自习时间同步），学习组所在楼层厕所的灯泡坏了，大家上厕所都需摸黑进出。晋稀先生如厕回来，我们发现他那刚上身不几天的新棉裤后面湿了一大片，还有水渍不断滴下来，急忙问他怎么回事？他转身用手摸了摸湿漉漉的裤腿，“啊呀”一声叫了起来。他告诉我们，在他小解时听到身后进来了一个人，但之后就再没有了其他声音。先生正在纳闷其人溺尿何以全无声响时，那人已踢踢踏踏地走了出去。现在看来，是那人恰巧站在先生身后，将一泡热尿全都浇进了先生的裤腿里。一来厕所一片漆黑，二来棉裤浸水无声，所以那人轻松完事自顾自的一走了之，晋稀先生则毫无觉察地“提”着两只湿裤腿回到了学习组，而且直到进门还没感到异样。经大家一说，先生一边忙不迭地捋抹着裤管，一边连连大呼“晦气”。我们问他为什么不咳嗽一声以作警示，他竟说了一句谁也想不到的话：我要当时出声，也许就会把他的尿吓“噤”了，那样会得病的。——区区小事，大大仁心；宁可亏已，不愿伤人。这就是晋稀先生的胸襟！
自1968年底离校后，我与晋稀先生天各一方，很少亲沐春风。但从后来许多年里亲历的一些事情中，仍能强烈地感受到他那终其一生的博爱情怀。
1979年春，已经在陇西汽车六队工作了一年多的我决定参加当年的研究生考试。原因倒也简单，一是想通过大考测试自己的专业知识还有多少“剩余”；二是想如能中榜，或可就此改变自己的工作生活环境。报名之前，我向先生写信求助，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复。先生肯定了我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鼓励我认真准备放手一搏，并随即请仍在系办工作的李锦波先生给我来寄了许多资料。先生的热情支持极大地增加了我的信心和勇气，但不幸的是六月份的考试却以失败而告终。其原因是，我的专业科目成绩尚可，总分也已超过了录取分数线。但我的外语（俄语）成绩只有9分，远远低于高教部规定“宁缺毋滥”标准的要求（当年规定文科生外语及格线为40分）。接到成绩通知，我虽没有“前程无望”的遗憾，但深怀对不住晋稀先生的惭愧和歉疚，以致没有了去兰州看望他的勇气。但不久就由李锦波先生处得知晋稀先生为了录取我而大闹研究生招办的消息。据说先生的理由是：我招收先秦文学研究生，为什么一定要求外语及格？坦白地说，如果这条消息属实，先生显然是有点强词夺理了。但此事使我既羞愧难当又深铭五内。后来听说先生对我的偏爱和为我抱打不平的事，当时在系上还产生了较大影响，不少人也由此知道了老教授原来脾气不小，是位骨鲠之士。而我则是在尊重之中又平添了几分对先生的敬仰。
1982年暑期，我的大女儿霞霞因急性心肌炎住进兰一医院小儿科，我和妻子忙于生计（工作），只能在每天下午下班后匆匆赶去照看。一天女儿突然告诉我，今天郭爷爷张奶奶来看我了，还给我买了饼干和罐头。我听后一头雾水，根本不明白她说的是谁？直到女儿拿出一张纸条给我看，才知道竟然是晋稀先生和他的夫人！说实话，虽在同城，但由远在安宁区十里店的西北师大到城关区东岗东路的兰医一院，不仅横穿兰州东西，而且起码要倒换两次公交车，一来一去最少也得三个多小时的车程。且正值盛夏酷暑，溽热难耐，这两位年过花甲的老夫老妻是怀着多深的爱意，如何劳累颠簸着完成了对一个九岁孩子的“探视”，实在难以想象。我和妻子手捧纸条，热泪盈眶，熟识的医护人员也深受感动啧啧有声：两位教授啊！这件事让我们全家永世难忘，也成了我多年来教育孩子们仁爱爱人的“必修课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一位老同事那里听说了熟人时建国调入西北师大中文系任教的消息。时建国，武都人，与我同龄。原是兰州汽车运输公司陇西六队的卡车司机。幼受家教，酷爱文学。我在车队工作时就知道他在自修古汉语和古代文学史，听说我是中文系毕业生，他也来家做过探讨交流。一晃十多年过去，时建国竟然由一名汽车司机摇身一变成了大学老师，当上了文化人，真是出乎意外。后经查询落实，此事确切无误。而且鼎力举荐玉成其事者居然就是郭晋稀先生！中文系古籍研究所的伏俊琏所长（郭先生的研究生）告诉我，先生是通过一篇学术论文发现时建国的。时建国潜心研究的正是当前极少有人问津的古声韵学并颇有所得。晋稀先生一见倾心如获至宝，亲自考察，多次约谈，广做介绍，大力推荐。经过近两年的不懈努力，最终将一个无学历无教龄的“有识之士”扶携到了应在的位置，为西北师大中文系寻觅到了一个“有用之才”。时建国的华丽转身固然有着深化改革开放、不拘一格降人才等多种背景，但晋稀先生的慧眼识人和有教无类唯才是举，尽心尽力终至事成的师者情怀功不可没。这在西北师大中文系是一段奇闻，也是晋稀先生的一段佳话。
自1979年考研失利后，我就全身心地投入了“交通人”的工作。社会的世态炎凉，生活的颠簸坎坷，使我距离所学的专业越来越远，去晋稀先生家的机会也越来越少，但我们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1996年10月，在省交通厅工作的我收到了参加西北师大中文系“庆贺郭晋稀先生八十华诞暨从教六十周年”活动的邀请函。在隆重温馨的庆祝会上，我见到了盛服冠带的晋稀先生。他老了，更瘦了，但行动自如精神矍铄。讲起话来依然思维敏捷底气十足。在那次活动中，我见到了已成甘肃政界要员的先生的早期门生杨振杰、姚文仓等人，同三十年前我的政治辅导员戴云鹏（曾受教于先生，原任省劳动厅厅长）、我的同级学友赵逵夫（郭晋稀先生的研究生，时任师大中文系主任）一起与先生夫妇拍照合影，留下了此生最珍贵的纪念。两年后的1998年7月29日，先生病逝于兰州，享年83岁。当时我正在宁夏银川参加交通部组织的会议，听到噩讯只能仰天长叹，泪目遥祭，心念恩师一路走好罢了。
时光荏苒，一晃又过了近二十年。我也年逾古稀，退休多年。但每每独坐静思回首一生，眼前总会显现出先生的影子。偶尔翻看先生留给我的信件，看到他对我“同学弟”的称呼，仍有一种惴惴的又暖暖的情感油然而生。我此生读书凡一十六年，从小学到大学，受到过众多老师的辛勤培育，他们的启蒙教化解惑授业成就了我的一生。但唯有这位没给我上过一堂课的郭晋稀先生被我当作传道恩师，成了我永远抹不去的温馨记忆。他的学问，他的抱负，他的情怀，他的精神，他在那个特殊年代里给予我的关爱和教诲都是我此生的至宝，永远也无法忘记。
今年10月22日是晋稀先生的百年诞辰纪念日，我不知道西北师大中文系是否组织了纪念活动，也没有与先生的哲嗣取得联系。我只想再一次静静地回忆，回忆与先生一同在“准牛棚”的日子，回忆先生影响了我一生的那些谆谆教诲。记录成文，用于纪念郭晋稀先生。也算是我敬献于先生祭前坛的一瓣心香，就请先生笑纳吧！
初记于2016年10月（正在修葺陆都花园住所的忙碌之中），再写于2017年10月（大学同窗毕业五十周年聚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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