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时候女儿发来一条微信，说她要找工作了，我问为什么，她说一个同事今天辞职了，去另外一家小公司，我说这与你有什么关系呢？她说同事辞职还不是因为公司不行了，也没什么业务，估计也搞不久了，所以自己也要做准备了。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我们之间这样的对话了。
香港城市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在香港找工作做了五年，换了四家公司，全是她自己找的，我只是给一些不痛不痒的建议，没有帮一点忙。
这也是我一向的主张，读书期间我必须负担，但是找工作靠自己的，实际上我也帮不上啊。
她的同学中是大多数在内地的，依靠父母找工作的不在少数，特别是国企中的银行、电力、保险等大金融行业，都是需要关系的，有的是在自己家族企业里做事，这倒无可厚非。
我当年师专毕业的时候还可以分配，是自然分配的，没有找关系，也没有关系可找，父母帮不上忙，自然就被分配到农村中学教书了，那时自己似乎一点也不担心，也不怕。而我同班十二年的同学，却因为父亲是局长的关系，留在城里教书。不知为何，那时自己一点也不羡慕，反而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自傲和兴奋。
在农村教书也没待两年，其间有大把的时间看书复习，准备考研究生，后来先进修本科，同时继续准备考研，后来竟然成功了，虽然最终因为风波没有被录取，回原单位继续教书两年后我就辞职下海了，一晃27年过去了，没有做成什么大事，但基本随愿，比起我那位同班同学，他一辈子被父亲安排所束缚，几十年没有丝毫动弹，虽官至局长，现在已是二线，感觉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时隔二三十年后的今天，尽管大学毕业早已不包分配了，但似乎托关系、找熟人的方式还是老样子，一点没变，而且相当的管用，特别国企大公司，除非你是数一数二的顶尖高手，否则没有关系很难进的去。
一想到这里，真感谢八九十年代的那一波下海大潮，让我们这些家里无权、无势、无钱的草根阶层普通人，能有机会去外面的世界试一试，闯一闯，这不亚于始于一千多年前隋唐朝科举制度的设立，打破了血缘世袭和世族世袭的垄断，让普通百姓家的孩子通过读书的科举考试跃上士大夫阶层，实现人才跃层流动。
此时能理解女儿的心情，尽管没有严格意义上生活所迫的困境，但精神和思想上的压力与焦虑是不可少的。如果一段时间没有工作，人会慌的。
我依旧清晰地记得1994-1995年下海跑到海口打工时，那时公司受宏观调控的影响，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虽然还发工资，感觉随时可以关门，刚刚下海一年多，三十岁的年纪，下一个工作在哪里呢？那时海口的工作大都是与房地产相关，房地产被打压后的市场一片凋零，各行各业都不景气，我天天在报纸上看招聘广告，也跑去递了很多次资料，但bb机上几乎都没有回应，那阵子心里一直好慌和不安，虽说也有退路可以走，回原单位教书是可以的，但自己还是不甘心。
刘润的文章说：“一个人，你无论是创业还是打工，重要的是要有自己的选择权，主动选择权，而不是被动的、被迫的，无所选择的地步，只剩下忍耐，这是最不好的”，那时的我就是这样最不好的状态。
这就到了问题的关键，怎样才能有选择的主动性？最现实、最基本的就是要有钱，要有供自己3-6个月，甚至一年的生活费。不过我那时却没有存钱，去海口的路费和启动资金1688元还是弟弟从成都寄来的。
也许你说你永远都不有钱，那就是自己的问题了，无论你是靠打工积蓄还是兼职炒更，你连最基本的钱都没有，可能是你计划不周，或者消费过大，没有储蓄的习惯和目标，或者与别人比享受、比消费，如果是这样，除了靠父母和家庭，你可能永远都不会有主动选择的权利和机会。
想到女儿这时的状况，联想到酒店有些岗位的调整，一些员工离开时，看着他们中年的脸庞，也不知道是否找到了下一个工作单位，或者是否感到很失落、很沮丧？
人在极度焦虑的时候，很容易偏激走极端，也往往会干傻事的。
也许离职换岗位对于他们，可能是常事，已经习惯了，但还是要给他们一些温暖，一些善的体会。
主动选择自己的身体，选择自己的伴侣，选择自己的食物，选择自己的心情，选择自己的工作，选择自己的爱好，总之要有主动性，主动性来自权利，权利又来自你的财务自由，更来自于内心的真实渴望，你到底想怎么过这一生，这里没有好坏之分，只有真伪和强弱。
Following your he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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