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成长在那个火红的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到边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四海为家闹革命”，“为党的事业贡献一切。”这是革命人的口号，更是革命人的行动。无数豪杰志士为了祖国的建设，抛家弃业，把最美好的青春贡献在人民最需要的地方。这一切，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那是一个多么值得歌颂、值得怀念的时代啊！两眼紧盯着金钱的人，永远无法理解。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想想这些豪言壮语，仍然令人热血沸腾、感慨万千。“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虽然年纪还小，但多年的正统教育，使我终生不忘立志做一个有道德、有品位，远离低级趣味，对国家有贡献的人。
1981年春，我接到指示，停下《莒县陵阳河》考古报告的编写，参加兖州至日照石臼所新建铁路沿线的考古钻探。省考古所杨子范所长任领队，济宁市文物局也抽调业务人员与我们共同组成联合考古队，队部设在曲阜县招待所内。
春三月，我们由兖州出发，沿着兖石铁路设计好的路线，由西向东布点钻探。按田野考古钻探的基本要求，10米一个探位，打成“梅花桩”眼，发现“问题”，加密圈定范围，明确内涵。没有“情况”，则继续前行，一直探到日照石臼所。东线任务由临沂考古队完成，西线任务交给我们，在铁路路基大规模动土之前，务必探个究竟，完成任务。
我们的考古队男8人、女3人，一辆地排车载着被子、炉子、探铲，还有锅碗瓢盆。由兖州开始，经小雪、曲阜、金庄、泗水到泉林，所经之处，马车店、大队部、社员家、场院屋，都曾是我们的宿营地。扛着3米长的探铲，布眼在辽阔大地上，知道的，说我们是考古队；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打兔子的，把钻探用的探铲当成了土枪。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自己则一路下来一路歌，天天都是新环境，处处都有好感觉。
由春及夏，由夏到秋、又到冬，农历十月，我们的“家”移至在泗水县泉林镇。十一月初，接连刮了几场西北风，气温骤降至零下五、六度。由泉林向东推进，已开出去十六、七里路，干活来回跑已经很困难了，我们商量着向东再挪一个据点。
自离别泗水县城来这里扎营，已有一个来月，说实在的，泉林真让人恋恋不走。这里真美啊！处处泉水，处处山，山峻水秀，一派清明爽润、天上人间。更吸引人的，这里还有好玩的。
泉林镇5天一集，集上说书的、唱戏的，吃的、喝的、玩的、用的，样样俱全。邻村有一单身汉，50来岁，小时候“出花”脸上落下麻子，人们都叫他“老花”。没娶成媳妇，但人心灵手巧，板胡做得尤其好。每逢大集，他便背上几把板胡，边拉边唱，卖板胡挣点钱，养活自己，也图个快乐。不客气说，“老花”板胡拉得真不错，豫剧唱得也很专业。生旦净丑，一板一眼，行行入戏——拉得风生云起，唱得天旋地转。引得那些赶闲集的人一聚一堆，“老花”唱到哪里，他们则跟到哪里，一直听到散集，听到“老花”回了家。
我喜欢豫剧，当民办教师的时候还专门学过拉板胡呢，而且自己也曾动手做过两把。板胡声音高亢悠扬，明亮悦耳，我偏见世界上再也没有这么亮美的声音。所以只要一听到板胡响，立即就会兴奋起来。
“老花”的板胡音域宽厚，纯正亮透，比我做的好多了，我买了一把。要价3块钱，摸摸兜，钱不够，给了2块8，另加2斤山东省粮票。从此，考古队不仅有歌声笑声，还有了乐器声，这样一来，外人更猜不透我们是干什么的了。
刮了一夜西北风，早上起来，我与胡新立商量，还是去解放军那里求助，借辆汽车送送我们。见到了团长，一听是考古队的，满口答应马上派车，而且还抱歉说：“只有卡车，没有客棚。”我们听后，连连称谢，卡车也足足让我们高兴半天。
这一天格外冷，天灰蒙蒙的，凛冽的西北风嗷嗷地吼叫着，树枝被吹得噼里啪啦，掉得满公路都是。送我们的大卡车在公路上奔驰着，扬起满路的沙粒尘土，风一吹，打在脸上，向钉扎一样痛。大家捂着嘴、憋住气，谁也不说话。孔庆国穿得单薄，冻得直打哆嗦，抓住卡车上装篷布的铁圈梁拉起了单杠，企盼能在运动中获得一点热量。
好在只有半个多小时的路程，汽车停在公路旁平邑县地方公社供销社饭店门口，目的地到了。大家忙着卸行李，饭店的员工们看着这些男男女女，坐着解放军的大汽车，自己带着地排车，锅碗瓢盆一大摊，长长的杆子（我们的探铲）一大捆，一时摸不着头脑，猜不出是些干啥的。
送走了解放军，我吩咐大家往旅店里搬东西。同志们个个冻得鼻青脸肿，已经说不出话来。找到了房间，安顿下来，我急忙跑到供销社买来2斤红糖，3斤生姜。生着炉子，熬了一大锅姜汤，“命令”每个人喝两碗，不喝不行。考古队我年龄最大，不是领导胜似领导，完全可以“命令”所有人。
一番折腾之后，慢慢地大家才算缓过劲来，开始有说有笑，我也拿出“老花牌”板胡拉了两段。板胡一响，招来了几位女服务员，“哦，你们是剧团的吧！”
“是”，我高兴地回答。
显然，姑娘们高看我们了。如此，板胡拉得更响、更带劲，趁着高兴劲，索性来了两嗓：“祖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真是幸福无比，自豪无比，荣耀无比。
晚上，我们睡得很早，第二天早上起来，院子里已是白花花一片。哇，夜里下雪了，还夹杂着雨，不大，但很冷。西北风还在刮，我穿好衣服，出去看了看“情况”——街上一个人影也没有。
回来把新立叫醒，“这下完了，没法干了，估计连公共汽车也要爬窝。”我们原想，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派人去临沂考古队借点饭钱，汽车一停，大家只有喝西北风了。
新立说：“给饭店里商量商量，可以赊账吗？”
新立是济宁文物局派来的业务人员，一路上，我们配合得特别开心。他脑子好用，肯钻研，负责钻探记录与图纸绘制。更是一位社会活动家，再难的事，只要他出面，没有办不成的。他一说“赊”，我心里似乎也有了底。
下午3点天转晴，风也停了，公路上已经有汽车来回跑了。活是没法干，于是我们几个来到公路上，随便走走，也算兜兜风。
地方是公社驻地，我们住的旅店旁有一个汽车站，不一会儿，一辆公交车停下，下来几个人，其中就有考古队的丁冲、钱道勋。丁冲兼任西线考古队的保管与会计，下车后，冲着我们就嚷：“我在这条路上（曲阜至临沂）来回跑了三圈，就是找不到你们的人影，还以为你们蒸发了呢！”
我们曾捎信给他要经费，他这是给我们送钱来了。
一是钱来了，二是伙计们也有一个月没见面了，那个高兴劲可以用“手舞足蹈”来折腾。
第二天天气尚好，新立带着队员们去工地继续干活，要去的探点是泉林之东李岗子村，也就是我们在泉林站的最后一个探点。李岗子村归属平邑县管，距地方公社50多里路，因此只能乘公共汽车。一早，他们就出发了。
不知道是吸了凉气，还是姜汤（含红糖）喝得太多，我的老胃病又犯了，一夜里疼疼叽叽，翻来覆去没怎么睡，第二天一早，便去了公社医院。
这一天，我算是会偷懒的幸福人。
新立他们回来的时候已是夜幕降临，我站在大门口，看着他们扛着探铲从西边公路上走过来，个个精疲力尽，无精打采。想他们在地里站了一天，中午停下来啃点馒头咸菜，估计连水也喝不上。周围山岗上灰茫茫一片，见不到一个人，除了嗖嗖的西北风，整个世界就像死了一般。
考古队的3名女战士——小董、小杨、小孔，小孔年龄最小，只有十六、七岁。人长得白嫩，初中刚毕业就出来工作，想帮一帮母亲。她走在队伍的最后头，临进屋门口时，我看见她眼里含着泪。
“哭了，小孔？”
“哪里！风吹的。”她苦笑着回答我，我也不好再说别的。
晚饭依旧是面条。等面条煮好吆喝大家吃饭时，没有一个愿意动弹的，有的干脆躺在床上睡着了。好不容易把大家叫起来，面条已经烂成一锅粘糊糊了。新立说：“庆国、小董、小孔都在发烧。”这下子我俩没了主意，眼对眼相互看了半天，唯一的本事就是劝他（她）们多吃点药，早早休息。
第二天是“大寒”，是看大门的刘老头告诉我们的。“大寒”在当地有“吃寒羊”的习俗。“吃寒羊”是啥意思？我们没心事管它——反正自己也没羊吃。然而需要研究的是，“大寒”对于考古队的意义。
从春天开始，考古队员们有过中暑，喝点凉水就行；有过扭伤脚，贴上膏药就好；也有过雨水激着，那就更简单了，擦干了便是。一路走来，一路快乐，丁冲的故事，钱道勋的玩笑，夏义勇的诚肯，冯衍秋的认真，胡新立的张罗；还有小董、小杨、小孔三女士的活泼开朗，勤快能干……他（她）们二十岁上下的年纪，走到哪里，哪里一片欢声笑语、生机勃勃。考古队除有“干革命志在四方”的豪言壮语，更有大家正在燃烧的青春火焰。差不多的年龄，差不多的性格，相互关照，情投意合。可以说，没有让大家犯愁的困难，没有挡住同志们前进的火焰山，怎么“大寒”就把人统统撂倒了呢？！
有人说：“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外的第五大发明，我赞成这一说法。我们农村人讲：“年纪不饶人，节气不饶人。”又说：“春种，夏耕，秋收，冬藏。”“冬藏”不是单纯地藏东西，而是“物藏，人也要藏。”这是大自然规律给北方人设的警戒线。
考古队不仅没有“藏”，反而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越干越勇。我们还计划着春节探到临沂，与东线人马会师，喝场痛快的会师酒呢！我们有姜汤和面条，还有板胡与豫剧，更有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什么也不怕。这下子可好，老天不怕你嘴硬，节气一到，立即兑现：接二连三的病倒，房间里再也没有笑声。我认真地看了看病号的脸，他们的脸都已经变了形。
在地方镇又住了四、五天，也没正常上工地。一天，济宁文物局来人，通知我们撤出工地，回曲阜休整。
一辆卡车把我们连人带物拉到曲阜颜庙大院里。
颜庙大殿名“复圣殿”，殿东北角有一片很大的空地，不知什么人在这里建了两排平房家属院。房子建好很长时间了，但没人敢搬进去住。据说国家文物局有指示，古建筑群内不准搞新建筑。兖石线考古队的领导瞧准了好机会，为节约经费，便与曲阜文管会的领导协商，让考古队临时住一住。
那时曲阜“三孔”还没有对外正式开放，颜庙内只有四、五位看门值班的人。一天到晚，院子格外宁静，除了参天的古柏树上鸟儿在叫外，掉片树叶儿也能听得见。我们住的小院设计得一院一户，家家独立，精巧实用，可谓院中院、静中静。
省考古所的“领导”来到曲阜，又是给我们开会，又是给我们发工资，我们简直成了“圣人”，大家都说：“给个皇帝也不换。”开会的“领导”说：圣人也好，皇帝也好，牛该吹的吹，活该干的还得干。下一步，整理田野钻探资料，坚守第一线，春节不放假。
我请了假，先回了趟家。老家邹县，离曲阜不远。家里有老祖母、父母亲，还有夫人在农村教书，儿子一岁多点，已经好几个月没有回家了。在外边虽然热闹，但不时地还是想起家。那时候，想归想，说不出口，好男儿志在四方，怎么能随随便便想家呢！本人政治上没有什么追求，但对做人的格调还是很讲究的，所以即使想，也不说，装作没想。
颜庙工作站内，炉子生得呜呜响。考古队员按照新的作息制度，各自做着自己的工作。新立整理钻探图纸，一卷又一卷，好大一箱子。我整理钻探记录，编写《兖州——李岗子铁路考古钻探报告》。此外，还抽点时间看看书，练练毛笔字。傍晚则走出颜庙大院，到街上散散步，看看行人，也让行人看看咱。总起来说，轻松又充实。
农谚说：“小寒、大寒，打春，过年。”大寒一过，离年就不远了。
这一天，我正在屋里修改稿子，院墙外突然传来了一阵鞭炮声。鞭炮一响，年味也就有了，在我们老家，已经到了最忙活的时候——杀猪、过油、蒸馒头，我小时候的年，都是从鞭炮响正式开始的。
宋秀田进屋来提醒我，“赖兄，过小年啦！”
“不干了，过年！”其实，我早已心不在焉。
放下手中的笔，说：“考古队也要样正地过年。”派孔庆国出去买了几张大红纸来，我们也要贴上美丽动人、快活祥和的春联。
贴春联是中国人过年标志性的一件事。无论南方北方，也无论富人穷人，过年即便吃不上饺子，也要贴上春联。红纸黑字，图个吉利，今年过得好歹另说，重要的是期盼明年有个好兆头。
我小时候，每到年关，年年脱不了要帮村里“三爷”裁纸、叠纸、铺纸写春联。老人家是位私塾先生，写一手漂亮的馆阁体字。解放后划成了地主成份，但村里人没有敢欺负他、不尊敬他的。原因一是家族大、辈份高；二是有文化，三里五村的识字人，基本上都是他的学生；更重要的是人好、品高。因为排行老三，人人都尊称他为“三爷”。
我家是外来户，爷爷是位手艺人，十六、七岁跟着曾祖混济南，承包饭馆，父亲、叔叔都是济南生、济南长。爷爷挣了点钱，托亲戚在村里买了十几亩地，解放后土改，爷爷心疼血汗钱，带着全家回去盯着，生怕别人分了他的地，一来二往，也就成了村里的社员。父亲五十年代初参军去了部队，家里由爷爷主持着过日子。三爷喜欢下象棋，正好爷爷的棋下得也不错。据他说，在济南凤凰山、标山一带，能赢他的人不多。就这样，三爷与爷爷成了棋友，农闲时节，他俩没有一天不玩棋的。我年幼，站在一旁看，同时兼任他俩的“小跑堂”。耳濡目染之下，棋没学会，染上了书法的喜好。一到晚上，点上煤油灯，这边二位老人下棋，那边便是我练字的地方。这样，三爷（按村里辈份，我该称他“三老爷爷”）便成了我的书法老师。虽然不能常年坚持，但村里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喜欢写字的孩子。所以一到春节，三爷写春联，我便是他唯一的书童。
三爷与爷爷都过世多年了，当孔庆国裁好红纸舖在桌子上，准备动笔写的时候，我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二位老人的形象。三爷之乎者也，满腹的文章，无论给谁写春联，都是根据人家的景况现编现写，工整对仗，风趣开心，而又无不带着喜气。至于“爆竹声中一岁除”之类的旧联，他从来不写。
此时我拿着笔，心里酸酸的，站了一会儿，又放下，半天没写一个字，思绪就像涌来的潮水，再也离不开二位老人。我走出小院，围着“复圣殿”台基来回转了三、四圈，心情还是无法平静下来，直到晚上，一个字也没写成。
第二天早饭后，我来了兴致，不知从哪里蹦出来两句话：
“四海为家没有家，一年到头不是头。”
一张红纸从中间裁开，上联用隶书写，下联用魏书写，擘窠大字一遍成功。贴在小院门墙上，十分醒目。缺少横批呀！没关系，补上就是：“今日过年。”是用楷书写的。
事实上这年春节我们还是放了假。腊月二十七，济宁宫局长来考古队，让我们锁好门回家过年，有事随时通知。
春节过后不久，国家文物局的一位领导来曲阜考察“三孔”，为对外开放做最后的准备，颜庙当然也是必看的地方。省文物局台立业先生全程陪同，早上9点，他们进了颜庙大院，走东路，不一会儿便来到“复圣殿”东台阶上。
站在这里，眼睛随便一撇，便看见了小院门口的春联，字大纸红，特别醒目。不知怎的，这位领导竟然下了台阶，径直走到小院门前，端详起春联来了，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考察，忘记了身边还有五、六位陪同。看了半天，一句话也没说。台立业先生吓坏了，五七年他曾被打成右派，二十年的折腾，他最怕这样的事。什么“一年到头不是头”啊，这不是牢骚吗！此时的台先生不知如何是好，连忙解释：“考古队年轻人瞎写，什么也不懂，领导别介意。”随手把春联扯了下来。
几天后，台先生回到济南，还把这件事认认真真向局领导作了汇报。领导怎么表的态，我就不知道了。因为直到两年后的1983年夏，我从省考古所调到省石刻馆后，才有机会回到济南——我的新工作单位。
兖石铁路考古两年半，留下来的故事用我们的地排车拉，足有两车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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