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上
所谓“道德仁义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者，此正宋儒所以自立其学以异于进士场屋之声律，与夫山林释老之独善其身而已者也。
盖自唐以来之所谓学者，非进士场屋之业，则释、道山林之趣，至是而始有意于为生民建政教之大本，而先树其体于我躬，必学述明而后人才出。
北宋学术，不外经术、政事两端。大抵荆公新法以前，所中政事，而新法以后，则所重犹在经术。这里钱穆并没有给出原因，是否与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有关，这里也不清楚。
王安石行新法，并用君子小人君子正直不合，王安石以为俗学不通世务斥去；小人苟容谗佞，王安石以为有才能知通变用之。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故洛学所辩，“王霸”之外，尤严“义利”，而会其归于“天理人欲”。钱穆这里的意思大概是南宋学术发展到极端就是十分重视心性之学，要存天理，灭人欲，而究其原因，正是对“义利”的矫枉过正。新政治不得，而新经义，鄙薄汉唐注疏，而自立经义之作，因此讲学之风兴起，其风气一直弥漫至明末。
引论 下 晚明东林学派
随着讲学之风的兴盛，官方制定了五经四书性理大权，讲学之风稍歇。阳明良知之学，即针对当时章句训诂功利之见而发。讲学之内容与朝廷之科举不同，朝廷屡禁不止，一直延续到东林书院。
东林讲学之大体有两端：一在矫挽王学之末流；二抨弹政治之现状。泾阳深虑当时学者，乐趋便易，冒认自然，故于不死不勉。王学末流，凭借“无善无恶为心体”之说，猖狂妄行。这里又涉及本体与工夫之辩。东林讲学，则一反其说，故其教法以工夫为重。
人无有不才，才无有不善，但是如同种子一般，需要人力去修养才能够长成麦穗，识见本体。有本体自有工夫，无工夫即无本体。举了樊迟问仁的例子。且当下全要在关头上得力，今人居常处顺，也能恭敬自持，推诚相与。及到利害、荣辱、毁誉、生死关头，便都差了。
黄宗羲晚年总结：“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与此相关的还有“气质之性”与“义理之性”
后来这些人担心举业而妨功，逐渐不再书院讲学，举业应该就是忙于科举之业，另外，这些开馆授学之时全凭有识之知识分子自发组织，不能够一直长久。清朝统治者也打压。所以，这种书院讲学之风逐渐淡去。
第二章 黄梨洲
黄梨洲之学出于刘蕺山，他论刘学之要旨有三，一气质之外无义理，本身就是一个东西，如同敲钟自鸣，并无一物自主鸣也。工夫则曰慎独。性善即由心与情之已发而见者，所以救当时言本体于恍惚悬空之病。
黄梨洲论王阳明：“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只在知上讨个分晓之非。”“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动即静，即体即用，即工夫即本体，即下即上，无之不一，以救学者支离眩骛，务华而绝根之病。”钱先生说：梨洲论学，两面逼入。其重实践，重工夫，重行，既不蹈悬空探索本体、堕入渺茫之弊；而一面又不致陷入猖狂一路，专任自然，即认一点虚灵知觉之气，纵横放任以为道也。惟梨洲最要见解，厥在其晚年所为名儒学案序。
梨洲晚年学术同心学比，重视工夫，重视向外探求，重视不同。
梨洲之经史之学，“先生始谓学必源本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梨洲之学务博宗与尚实证。梨洲说：“读书不多，无以证斯理之变化。多而不求于心，则为俗学。”钱先生说，梨洲之学欲以博杂多方之学，融成精洁纯粹之知。以广泛之智识，造完整之人格。论学重视统整，而不主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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