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先生在《宋诗选注·序》中的一段论述：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因此不能机械地把考据来测验文学作品的真实，恰像不能天真地靠文学作品来供给历史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这正是它的克己的美德，要不然它就丧失了谨严，算不得考据，或者变成不安分、遇事生风的考据，所谓穿凿附会；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否则它就没有尽它的艺术的责任，抛弃了它的创造的职权。考订只断定已然，而艺术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所以然。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说诗歌、小说、戏剧比史书来得高明。
这是对文学研究与历史考订区别的说明，其精神也同样适用于文学与哲学、文学与社会学研究。
文学是“人学”，必然与各个学科发生关联，因而，单纯地从文学到文学的研究路线是不足取的，必须同时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但最重要的，必须坚持文学的本位，文学始终是出发点和最终目标，坚持从文学—文化—文学的路线，不能让其他学科代替文学研究本身，这是贯穿钱锺书先生全部著述的一个“系统”，对当前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界，更有着特别迫切的启示作用。
做笔记和勤思考，这个过程是在不断地打开自己的身体，让新学到的知识穿过自己的灵魂，最终长成新的皮肤和肌肉 。
钱先生写过很多金句，分享一句我最喜欢的，把忍受变成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灵魂可以自主，也可以自欺。
这句话反映了他独特的美学观点，让我受益匪浅。
看过钱钟书先生的《围城》我觉得他擅长把网状思考，用树状结构，体现在线性展开的语句里，这本书可以说写尽了人生的荒诞和无奈，发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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